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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9-7-15 周三, 上午8:22
作者：芦笛
五、西安事变前后
在此期间，毛泽东犯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策略失误，分述如下：
（一）顾头不顾腚的西征
红军刚从山西渡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伟大领袖又立即发动了西征。据彭德怀回忆，约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以东地区开了全军干部会议，“组织了西征军及其指挥部，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彭德怀为司令（1）。
所谓“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乃是鬼话。“抗日”不必说——往西边抗日完全是笑话，正是《说岳全转》上疯僧说的“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去”，接应二、四方面军也是胡扯。二、四方面军是八月间才到达甘南的，五六月份跑到甘北去干什么？要接应也该南下，怎么会跑到西边去？真实目的还是打通苏联，那才是伟大领袖自从跳入陕北死地后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心任务。陕北苏区北部是无法穿越的沙漠，要打通苏联，只能要么向东取道山西进入绥远，要么向西取道宁夏、绥远或取道青海、甘肃、新疆。东边既然走不通，那就到西边试试去。伟大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白：“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二是甘、凉、肃三州。”（2）无论是走哪条路，都得先占领甘北。这就是西征的由来，它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宁夏战役。
如东征一样，这个军事决策最能暴露伟大领袖的性格毛病：急功近利，过于操切，以致不顾主客观条件限制，想入非非，再加上赌徒气质太重，便常常为了宏大目标不惜孤注一掷，所谓“敢想敢说敢干”。早在执政前他就充分暴露了这气质，用我党的行话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或曰“左倾盲动主义”。他老人家从来就是“左”的，哪怕在当国前也如此。所谓与李立三、王明等人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云云，除了反对李德的“短促突击”这条，基本是后来虚构出来的。只是在当国前他毕竟还受客观条件制约，而且也能听进反对意见。在当国后这些束缚统统去除，他的“左性”便一泻千里了。
西征就是这不顾实力急于求成的“左性”表现。其时我党和张学良等人勾结上了，正在策划肢解中国的所谓“西北大联合”。这计划的关键是“打通苏联”。这事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便去干，只能由红军承担，遂有红军西征之举，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由彭德怀率领，分为左右两路，进攻甘肃北部。主力出动后，苏区便由红29军与30军负责保卫。这两支部队可不是红四方面那两支具有相同编号的主力部队，刚由地方独立团扩编而成，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如所周知，我军的编制从来是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赤卫队（民兵）三级结构。主力部队承担重大作战任务，地方部队则用于守卫根据地。当时中共已与东北军秘密达成停火协议，在此特殊情况下主力部队远出，全靠地方部队守卫苏区，按说也无关系。问题是伟大领袖刚刚东征归来，而东征的伟大成果就是把中央军引进了阎老西原来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山西，此刻正跟着撤退的红军前来，而伟大领袖居然也就忘了那茬。
这结果便是备受李德嘲笑的瓦窑堡（今子长县）的陷落。上文已介绍过，据李德说，瓦窑堡是当时陕北根据地内唯一的县城，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所谓“红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京城。中共自恃东北军不会来犯，再加上红军主力倾巢西去，也实在没有什么兵力，于是该城一带极度空虚，而驻扎在该处的中共机关人员也非常麻痹。不料亲共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适逢有事离开军部，西北剿总内的亲国民党军官趁机给67军两个师长下了命令，令他们北上进攻瓦窑堡。东北军107师当即攻占瓦窑堡南部的蟠龙镇。中共设在该地的医院、党校等若干机关都落入该师手中。东北军117师也攻占了瓦窑堡东南的永坪镇。
蟠龙镇距瓦窑堡只有20公里左右，而永坪距瓦窑堡还不到此数，中共自然极度震动。周恩来急忙致电王以哲，请他下令制止部下前进，王以哲虽然同意了，奈何107师师长刘翰东坚持要向瓦窑堡挺进，请红军“给予方便”。前去交涉的李克农火烧眉毛不顾一切，为了说服刘翰东，竟向他出示了周恩来与王以哲的往来密电，令王以哲过后得知极为不满。不料刘翰东见了密电后仍不买账，他告诉李克农，中央军汤恩伯部正从山西大举前来，瓦窑堡反正是守不住的，红军不如假作抵抗，将瓦窑堡暗送给他们算了。全靠王以哲直接下了军令，东北军才退出了永坪和蟠龙。
此时瓦窑堡已经三面受敌：南有东北军，北有高双成的86师（原冯玉祥西北军系），东北方向的绥德有中央军汤恩伯部，而红军主力远在甘北，鞭长不及马腹，该城注定要陷落。于是毛泽东便下令驻扎在该城的中央机关悉数撤往西部的保安（今志丹县），并决定将瓦窑堡当成人情送给东北军。王以哲便按中共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67军攻占了伪都瓦窑堡。
不料瓦窑堡尚未移交给东北军之时，周恩来发现从山西攻入的中央军汤恩伯部只有两个团，于是将防守瓦窑堡的全部红军调往该城东北的绥德方向，准备抗击汤军，瓦窑堡彻底成了空城。驻守在该城西北约20公里处的石湾镇的高双成部两个营便乘虚而入，于1936年6月19日轻松愉快地占领了该城。周恩来只好赶快把准备抗击汤恩伯部的29军与30军调回去，围攻瓦窑堡，却又因缺乏攻城重火器，只能望城兴叹。
可怜王以哲（Oops，屡次想打“王希哲”）白白通共一场，到手的人情又飞了，还害得他向西北剿总虚报战功，声称攻占了瓦窑堡，最后却让国军86师的两个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其烦恼可知。那位攻占了蟠龙镇又不得不撤出的107师师长刘翰东更是暴跳如雷：当初在蟠龙时，他就劝李克农把那人情送给他，可惜中共不干，最后却落到了高双成手中。为了安抚他，李克农建议他赶快去增援守城的高双成部，红军再撤围，以让他挣个“解围”之功。但这岂能抵得上攻占伪红都之功？刘翰东乃回信大骂：“弟在蟠龙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坐送他人！……此事乃贵我双方最大之损失也！！！”（3）
这些吃醋吵闹也不必去说它了。瓦窑堡之失，虽然负责防守该城的周恩来要负直接责任，但根本原因还是毛泽东顾头不顾腚的“空城计”战略。当初他率红军全师东征，只给周恩来留下两三千人防守根据地，幸亏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没来打，只有民团窜扰，堪称侥天之幸。但天才军事家总不能把走运当成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吧？这次红军主力又倾巢西向，瓦窑堡本该是战略后方，却成了三面受敌的前线凸出部。若汤恩伯不是只派出两个团，而是将进入山西的30团兵力全部集结起来，渡过黄河，直捣黄龙，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则西征军前有黄河，后有敌军，进退失据，必将陷入绝境。毛主席用兵真如赌，于兹可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为了打通苏联，什么都能豁出去。中央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原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合编为新的一方面军，总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左右。兵力如此单薄，难免顾此失彼，按理说本该耐心等到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再合力去打通苏联。但伟大领袖等不及，竟然将此任务交给一方面军，在给彭的电报中明确规定：“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者。”甚至要彭德怀考虑在七月下半月即开始抢夺船只，准备西渡黄河（2）
区区一万三千人，要在半年内完成这任务，抢渡黄河，进入宁夏绥远，甚至可能走毛开出的第二条路，即沿“甘、凉、肃三州”（今张掖、武威、酒泉）河西走廊，挺进到新疆去，除非个个是大罗金仙。就算能办到，那根据地谁来守卫？
这计划之荒唐，使得彭德怀不能不再次犯颜直谏。他回电指出，红军现有兵力无法兼顾打通苏联与保卫苏区的双重任务，若贸然渡过黄河，陕北苏区却落入敌手未必妥当，因此他建议，先巩固西征新占领的甘北地区，过后再考虑打通苏联、接取军火的问题。
这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若按毛泽东的计划，红军不待巩固新占领的甘北地区，便贸然渡过黄河，就算东北军西北军不来打，已经进入山西的中央军跟进陕北，抄了红军的战略后方又该怎么办？那时红军困在黄河西岸，就算能立下足来，新占领的地区总不如老根据地有地利人和，更容易保卫吧？更何况黄河西岸极为荒凉，又是回族地区，居民都在“土围子”里聚居，红军缺乏重武器，根本就打不开，只会活活饿死。伟大领袖的名言是“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他为何终生无法实践这自己总结出来的人生哲学涅？
这妄想到底太荒唐，以致连伟大领袖自己后来都意识到了，不能不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承认：
“目前，关于接运物资的困难尚须解决，新疆、外蒙出兵并解决运输路线，即拟向远方提出交涉。非达到这一层，我们即使到达了宁夏或甘、凉、肃，也是没用的，因为我们不能向新、蒙去搬东西。”（4）
毛泽东这儿是说：必须由新疆的盛世才或是外蒙发兵，长途押运苏联提供的军火，将其交给中共，否则即使中国红军打到了宁夏或是张掖－武威－酒泉一线，也是没用的，因为红军并没本事从那儿出发去新疆或外蒙，把大批军火搬运回来。
这段话最能彰显伟大统帅顾头不顾腚、“革命者顶天立地勇往直前”的特点，非常非常搞笑：既然明知红军没本事前去新疆或内蒙把军火搬运回来，必须或由外蒙、或由盛世才发兵武装押运，那起码得先落实了这档子事，再考虑自家发兵攻占宁夏或张掖、武威、酒泉一带吧？否则冒着丢失根据地的危险，万里征战打到了那些地方，苏军不把军火运来，那又有什么意思？这应该是凡智力正常的庸人都能想到的事吧？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伟大领袖没想到落实这成功前提，就连整个中央似乎都没想到。毛泽东先后发动东征与西征，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之前，唯一的依据就是被苏联空投入陕北的林育英带来的口信：“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直到1936年8月21日，洛甫才正式向莫斯科汇报了红军向宁夏和甘肃西部扩张，以接运苏联军火的作战计划，9月11日获得国际回电批准（5）。但双方竟然未在电讯中敲定军火交接的技术问题，而毛泽东居然也就不提这请新疆或外蒙发兵押运的请求，便匆忙发动了旨在攻占绥远定远营的宁夏战役。张国焘不明就里，以为苏联人已经把军火运到了定远营，令四方面军大部渡过黄河，忙着去该城领取飞机大炮，却因胡宗南部抢占了渡口，致使四方面军被黄河隔为两段，这才有西路军最后的覆没。
迟至10月2日，中共中央才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要苏蒙军队押运军火，尽可能深入中国境内，但共产国际于18日才电告中共，外蒙不能派兵押运，“否则将等于对某国战争的开始”。为此莫斯科特地找了一家外国公司，负责卖货并运送到外蒙边境，但不能超过外蒙边境一百公里。因此中共必须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外蒙边境接收货物，并承担沿途保护的责任（6）。
因此，即使胡宗南没有夺下渡口，全部红军顺利渡过黄河，打到了绥远省的定远营，斯大林没有变卦，中共能否把车队接回来还在未定之天。更可笑的是，11月间，日本人指使伪蒙军侵犯绥远东部，中日关系更加恶化，绥远抗战即将爆发，这让本来就害怕“某国”的斯大林更怕引火烧身，便于11月4日令共产国际给中共下令，“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对汽车及红军有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来接收？并请通知接受办法以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7）
这些技术问题，应该早在事前就敲定，哪有战役发动之后才来讨论的？然而伟大领袖那伟大而空洞的脑袋中不乏浪漫幻想，却从来装不进技术细节去。在他看来，需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接近苏联”即可，至于怎么挺进到国境线上去，飞机大炮到手后又怎么把它们搬运回来，让谁去操作那些高科技产品，这些琐碎细节从来在伟人的视线之外。
正因为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整个西征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蠢动，白白把四方面军贴了进去。幸亏中央收到莫斯科11月4日的电报时，宁夏战役已经失败，否则若红军按计划挺进到了定远营再挨这当头一棒，那滋味可是够受的。好在这“学费”也没白交，中央总算发现了那些技术问题，于是电告莫斯科：“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8）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如果早在发动西征之前，毛泽东便想到后来遇上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告诉莫斯科自己没本事去国境线上取货，要求苏军将军火押运到中国内地，最好直接送到陕北来，那莫斯科就会及时告诉中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须回避任何可能招致与“某国”冲突的事件，如此不是就可以省去后来种种瞎折腾了么？
当然，出于权势崇拜或成功崇拜心理，国人未必能接受这是伟大领袖的智力缺陷使然，多半会用阴谋论来解释这西征蠢动。伟大领袖也确有此嫌疑：徐帅已在回忆录里说了，西路军之所以覆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军委不可理喻的瞎指挥。而且更可疑的是，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后，陈昌浩提出由一方面军在甘北，四方面军在甘南，同时向静宁、会宁一带夹击胡宗南部，毛泽东先是同意，后来又变了卦，说一方面军兵力有限，必须固守现有根据地，因此决定只派出红一师配合行动，使得战役完全落在四方面军一家身上（9）。这非常不符合伟大领袖顾头不顾腚，动辄准备扔下根据地作惊天一博的一贯性格，令人不能不怀疑他是否看出了徐帅看到的问题，亦即预定作战地域处于西安－兰州大道上，容易受到敌军东西夹击，因而故意让四方面军跳进那陷阱。
然而这看来还是个智力问题而非心术问题。盖伟大领袖发动西征早在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前，他甚至还一度想让一方面军独力完成这任务。因此，看来整个西征蠢动，都是他急功近利的性格促成的。当然这也能理解：在陷入陕北那种毫无发展空间的死地之后，“靠近苏联”便成了他乃至整个中央能死死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了。在这种情况下，利令智昏几乎是必然的。
然而这蠢动却让红军陷入危境。顾头不顾腚，则屁股难免要让海风吹。宁夏战役失败后，胡宗南乘胜分三路向苏区挺进。据彭德怀自述，红军在山城堡（今甘肃环县境内）伏击了胡部一个旅，歼灭其大半，“但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王均、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志丹（保安）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2）。而据张国焘说，未及渡河的红四方面部也在这附近（10）。因此，整个红军的主力都集中在苏区西部，离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而保安作为红军的“战略后方”，据中央军汤恩伯部占领的瓦窑堡只有五十多公里，成了前线。因此，蒋介石只需让汤恩伯部自东向西平推过去，即能重演86师两个营便攻占瓦窑堡故事，弹指而下空城保安，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与胡宗南东西夹击红军，则红军纵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然而西安事变不久就爆发了。因此，看来吉人自有天相，天才军事家就是可以以走运为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顾头不顾腚毫无关系，自有上天照看他的宝臀。
参考文献：
1、《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1-55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3、《西安事变新探》，115-11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3-554页。
5、《西安事变新探》，224-226页。
6、同上，236-238页。
7、同上，244页。
8、同上，246页
9、《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书。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19页。
附录：
毛的成功因素——微笑的狮子网友请进 时间: 2009-7-15 周三, 上午8:40
作者：芦笛
1）谢谢你对拙作的关注。
2）敬请放心，无论你作何评论，都不会打击我的积极性。
3）我非常理解你的权势崇拜或成功崇拜心理，此乃人之常情，“成功=才能”的公式对许多人而言是无法破除的。
4）我并未把毛的成功完全归结于运气，你得出这结论乃是你的问题——这系列写到这里，毛还远未成功涅，一直是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他的运气只使得他避免了毁灭，that's all。他成功的主观原因我早在《周恩来为什么恨毛泽东》中说过了。在我看来，毛的成功因素如下：
一、客观因素：
a）运气，恰好赶上日本人入侵中国。
b）有伟大船长在关键时刻为他拨正船头，指引航向。
二、主观因素：
a）泼皮胆气与敢豁出去不顾一切的赌徒气质，党魁中谁也没有这能耐。
b）精通“将将之道”亦即控制手下的阴谋权术，在这方面他绝对是大师，我从来不曾贬低过。
c）心狠手辣，意志顽强，绝对自信，认准打倒蒋介石是真正目标就绝不动摇，哪怕全党为民族主义席卷也不为所动，坚持反潮流，认准了抗战是中共发家的千载难逢之机便坚持不打日本人，消灭国军壮大自己，中共诸党魁中只有张闻天看到了这一点，但绝无他的魄力坚持到底。只有在这点上他才是不可取代的。没有他中共就绝不会上台。
d）、具有一定战略眼光，但除了确定将内战伪装为外战的这点外，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其他人都能做到他那地步甚至比他好。
这些观点早写在《周恩来为何怕毛泽东》中了。我认为这分析很客观。请允许我提醒你一个事实：你高度评价毛的军事天才很自然，不过若要反驳他人，恐怕得指出别人哪儿说的不是事实，或分析有错误，你要证明毛泽东的天才直觉在何处导致了他的成功，只怕得拿出具体事例来加以论证才行。光是抒发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是理性讨论之道，否认运气在成功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更只能说明你缺乏人生经验。
此文本想明天贴出，但因为你的批评，提前贴出，以表示我不会因为你的批评丧失积极性，你可以放心了。
明天不来了。诸位玩好！
凌华网友请进 时间: 2009-7-15 周三, 上午8:46
作者：芦笛
1）50步与100步可是差了整整一倍啊 恕我直言，您概念混乱，因此作了荒唐类比。这不是逃跑问题，而是知识丰度（abundance）的问题，对西安事变的史实，我不敢说自己有100%的知识占有量，但您似乎还不到50%，这种知识占有度的差距可不能用逃跑的步数多少来类比。您当然不必具有这些知识，没有也不是耻辱，但没有还要“聊备一说”就有点那个了。
2）我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是觉得，要议论什么事情，首先得有点起码的预备知识，人家也才能与你讨论。此外也得看懂别人的推理过程，才能说出让对方受益的话来。对方也才会有兴趣参加讨论。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明白便要“聊备一说”，对方若不尊重你倒没关系，不理就是了。如果对方尊重你那就糟了，势必先得补足你欠缺的知识与思维能力，才能谈得上讨论，世上谁有那个耐心？所以这些事还是留给自己做较妥，你说呢？当然如果你不同意这些看法，我也绝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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