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专制制度至今仍是中国的最适制度么？

西方政治学的一句流行话语，便是“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制度”，这就是袁世凯的顾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的理由。然而就本人极度有限的阅读所及，这所谓“最佳制度”与“最适制度”似乎并无明晰界定，我也是最近才想这个问题。

很明显，所谓“最佳”和“最适”，都是比较而言的相对用语。是不是最佳制度，得先固定了所在国家再说。在欧美，与其曾经实行过的所有制度比起来，民主制度当然是最佳制度。这里的所谓“最佳”，我的理解是“道义上与功利上都最合理”。

所谓“道义”的标准，当然是“普世价值观”规定的。而所谓“功利”则是从技术设计的角度来评估。社会制度不过是一种应用设计，并不是类似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的体现。不仅如此，它与工程技术还有着本质差别。

如所周知，工程技术设计如果违反了自然科学的定律，就绝对不会运转，能运转的则一定符合客观规律。然而社会制度的设计却未必如此，盖社会科学中除了极少数由人性决定的原理（例如“权力导致腐败”的阿奇顿定律）外，并没有类似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普适定律。因此，同样的社会制度，在甲国可以运转自如，在乙国就连启动都不可能。此外，哪怕是赤柬那种违反人性到了系统毁灭文明、甚至实行种族灭绝（genocide）的烂制度，都不但能运转，而且竟然还是“你不打，它就不倒”。若不是越南人打进去，可能至今还存在，正如若不是清军攻进四川，同样实行种族灭绝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也不会轻易垮台一般。这些现象根本就不存在于工程技术之中，后者既没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之别，也不可能造出违反自然规律运转的机器来。

那么，制度设计的功利合理性应该如何评估？我看主要是个运转问题，这包括了两方面：能否顺利投入运转，以及能否持续运转下去，也就是那机器是否能开起来，开起来后又是否能长期运转下去，不会中途烧毁。第一个问题说的是可行性，其限制因素是民族传统以及民智水平。第二个问题则是指社会的稳定性，影响它的主要因素是系统的内耗水平。

如果只考虑第一个问题，则专制制度显然具有极大的功利优势，这原因也说过了：它只需要少数人即可操作，不像民主制度的运转需要全民介入，不但取决于参与竞争的各政党恪守游戏规则，而且有赖于“社会单子”们靠既有的内在程序实行本能配合。如民国实验昭示的那样，这两个前提不满足，则民主机器就根本开动不起来。专制制度就没有此类难题，它不过是少数人的游戏，不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自动配合。其开动与运转乃是由少数人利用人性中的原始的动物性，诸如恐惧、胆怯、贪婪、残暴、以损人利己迅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等等，以胡萝卜加大棒的革命两手迫使或诱使大多数人服从。因此，它的启动根本不需要提升民智与道德水平。这就是为何连赤柬那种烂制度都能轰然启动，而且竟然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都不曾自动烧毁。

功利合理的第二个指标则是系统的稳定性，也就是我党说的“和谐”。它反映的是系统的“内耗因数”，亦即一个社会的能量有多大比例用于内耗。所谓“内耗”，也就是人类私欲决定的社会成员内部的利害冲突，它的显性表现是暴力冲突，而隐性表现则是精神对抗，亦即“敢怒不敢打”或甚至“敢怒不敢言”。内耗越大的社会，则健康度也就越低，其历史峰值就是文革时期的毛共社会，彼时全民都把几乎全部精力投入波澜壮阔、轰轰烈烈、酣畅淋漓的内斗，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病态社会。社会的内耗因数越高，也就越无法持续运转，此所以就连我党都受不了那折腾，要在毛死后赶快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接着又在三中全会上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掠夺大自然上去。由此可见，一个由正常人治理的社会，总要设法降低内耗，其操作方式有两种：东方式与西方式。

东方式大家都熟悉。老祖宗看到了内耗是人欲引起的，因此“抓纲治国”，“正本清源”，实行革命的两手，一手是以儒道释对人欲实行综合治理，儒家告诉你人欲是万恶之源，是世上最可耻的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必须“存天理灭人欲”，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把自己改造成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道家告诉你“是非成败转头空”，追名逐利什么意思都没有，反而有害于养生，“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空忙”；释家则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千世界不过是你的主观幻觉。而且，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什么都是前世注定了的，追名逐利非但徒劳无益，而且若伤阴薄德还会引来报应。但若你做忠臣孝子，则来世必有福报。另一手则是法家的“霹雳手段”，专门以无比残暴的手段诸如凌迟、腰斩、枭首示众、灭族等酷刑，惩罚那些胆敢大逆不道、以下犯上的逆子叛徒反臣，以此吓阻效尤。

在此，所谓“正逆”，也就是“上下”，其实也就是拳头大小。拳头大的就是“上”，小的就是“下”，弱者绝对服从强者就是“正”，就是“道”，胆敢反抗就是“逆”，就是“不道”，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等同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民谚所谓“官大一级，如同父母”就非常准确地道出了这种“伦理政治学”的精要。

这一套结合起来，便塑造了国民逆来顺受、不管权贵如何欺凌折辱都甘之如饴的人生态度，从根本上骟掉了百姓的反抗基因，消除了动乱苗子，取消了“作用力必然引来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的力学定律，使得官府对百姓的压迫剥削*基本成了单向施暴，并不会引来反弹，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内耗。考虑到古代官府无法垄断冷兵器那唯一的暴力手段，由此决定了百姓造反之容易，而传统社会还能显示出惊人的稳定性，就更加彰显了这种设计之成功。如秦二世而亡表明的，它主要靠儒道释的洗脑（当然释家是后来引入的，但它以宿命论和因果报应说极大地增加了儒教说服力），而不是法家的“霹雳手段”。这种洗脑之成功，常常令后人瞠目结舌。

我记得明代（或清代，记不住了）有部章回小说，以唐朝著名忠臣张巡守孤城抵抗安禄山、史思明叛军的史事为故事背景。上面说，城内缺粮，军士饿得无法作战，张巡乃决定杀了他的爱妾，把她煮了犒劳三军，但又不忍下手。结果那深明大义的爱妾得知了老爷的心事，便毅然自杀了。张巡于是便把她烹了，三军享了一顿鲜肥之后（NND，一个女人，哪怕肥如杨玉环，也喂不饱三军啊？杀头水牛恐怕都不够，大象还差不多，最好是鲸，当然那取决于人数），得知吃的是太守的爱妾，人人感奋，出力死战，云云。

这小说我是青年时代看的，现在连名字都记不住了，当时只觉得毛骨悚然。那阵子正是文革，无法找到《新唐书》，因此也无法去考证那事到底是真是假。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表达的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它既然能把张巡以及那“深明大义”的爱妾树为全社会学习的道德楷模，当然也就说明其中的“天理大义”是人人认可的。这说明后天洗脑能够何等地扭曲人的自然属性。

这种消除内耗的方式固然有效，但它有两个缺陷：第一，靠安贫乐道的禁欲主义消除内耗，必然使得社会失去生机，生产力发展被冻结。第二，消除反抗而不消除压迫剥削，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单向流动，到最后便会使得贫者实在无法生存，不得不突破洗脑的束缚，回归原始兽性，揭竿而起，大抢大烧大杀一气。由此决定了社会长期的静止凝固态与动乱交替出现，造出了中国特有的乱治循环。

所谓“西方式”，说的是现代民主制度。它降低内耗的方式乃是疏导人欲，使之尽量向自然界扩张而不向社会内部释放，为此将发财机会向全体社会成员同等开放，强调“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使得大家都有发财希望，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从大自然中榨取财富上去。在分配社会财富时，使用议会民主作为社会的“粗调节”，而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斗争（包括罢工与其他形式的劳资冲突）纳入法律轨道，作为社会的“细调节”。政府一般只介入“粗调”，不介入“细调”，顶多只在影响全社会的大罢工发生时充当中立调解人。总之，它的基本原则是“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样就既能保持生产力发展的势头，又能及时化解社会内部的利害冲突，避免了单向堵塞必然造成的社会危机积压。

至此可以给出“最适制度”的定义：因为处在民族传统以及民智水平的下限内，又具有最低的内耗因数，因而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能够启动并持续运转的社会制度，就是该民族的最适制度。它在功利上是最合理的，但道义上未必合理。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帝制虽然有上述弊病，但毕竟是古人最适生活方式，其“和谐”可以至少维持上百年。如果不遇到重大天灾或外患，这种社会的内耗一般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才能积累到烧毁程度，应该说是非常稳定了。

据此定义，则民主制度眼下并非中国最适制度：它虽然在道义上合理，但因民智民德的极度低下而缺乏功利上的可行性，根本就无法开动，若勉强开动，必然要“以群暴易独暴”，比原来的专制更糟糕。

这还不光是中国一家的问题，似乎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难题。记得老金说过，巴基斯坦就曾几次试图开动民主机器又以军事政变关闭之，反复在“民主”（群暴）和专制（独暴）中往返振荡：专制搞到一定时间便无法维持运转而烧毁，国家开始试行民主，但社会治安随之瓦解，群暴出现，于是某个军头便“顺天应人”，以独暴易群暴，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因贪污腐化被推翻，再次进入群暴的短暂过渡阶段。

既然民主制度并非眼下中国的最适制度，那现行专制制度是不是？我看未必。

传统专制制度之所以从最适突变为不适，乃是因为西方文明的流入彻底瓦解了儒道释提供的稳定软件。论韬略与实力，袁世凯不下于任何一个开国君主，可他就是做不了皇帝，那原因非常简单：北洋部将再不相信“天命论”，转而信奉“民国人人可作总统”，因此绝不让老上司独霸茅坑，再搞“家天下”。

现代专制之所以能取代旧式的“家天下”，而且维持至今，主要还是靠从苏联学来的威力无穷的人民控制术，亦即以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权力集团作为骨干，去建立“党天下”，将人民织入无比严密的组织网络中，置于全党的密切监控之下，再垄断了国家的重要资源与暴力手段，使得人民完全失去反抗能力。论对人民的控制，它远远超过了旧式专制，后者主要是宗教式的精神控制，不是由一个庞大集团进行的严密组织控制。

这一套当然有神效，巴基斯坦那些国家之所以发生周期性的“独暴—群暴”振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搞党天下。但光有这一套也未必能使得现代专制成为现代中国的最适制度。与旧式专制相比，现代专制最缺乏的就是稳定软件，而且至今找不到永久性代用品。在党天下中，皇位永远是开放的，永远处在野心家们的觊觎之中，党皇永远缺乏不容置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永远有受到挑战甚至被推翻的危险，永远必须动用暴力去清洗竞争对手，以此立威。这个问题随着传代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说的“权威逐代递减律”，它是社会的不稳定性的最主要来源。

胖胖熊网友对此提出了高水平质疑。他说，苏联经验提示，党内权力斗争仍然可以以非暴力方式进行。自勃列日涅夫始，苏共内部就不曾再大杀大砍。由此看来，我党内部也能磨合出个和平解决权力斗争的方式来，不一定会引发大规模内讧。至于权威逐代递减现象，在毛——邓——江之间倒是很明显，但在江与胡之间就不甚明显了，因此，中央权威也未必会弱化到无法控制全局的地步。

关于第一条质疑，我的感觉是，既然党皇的位置是开放的，又不能光明正大地通过民主竞选获取，那就必然会有夺位与反夺位的阴谋暴力斗争。苏联那个短时段内的平安无事似不足以作为证明。相反，它是各巨头之间达成暂时平衡的结果。正因为此，它才成了人类历史上难得见到的奇观：第一书记们连连寿终正寝——刚上任的第一书记才给前任颤巍巍地送过丧，转眼就咽了气。直到老家伙都死绝了，才轮到下一代的戈尔巴乔夫。可惜因为他是下一代，因此始终玩不转。党内死硬派的抵制甚至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我听毛子朋友说，保守派为了羞辱他，故意在某个重大庆典（记不得是什么场合了）让所有商店的食物架空空如也，引起百姓的极大不满，后来更直接搞政变把他抓起来。若他是卫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就不至于落魄到如此地步。

江泽民与胡锦涛又如何？老江动用暴力清洗陈希同，小胡动用暴力清洗陈良宇，两人都无法如老邓一般，发句话就可以轻易罢免华国锋、胡耀邦与赵紫阳，而是非得把对方“做”成罪犯不可（老邓关老赵是惩罚，不是为了搞掉竞争对手）。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权威的弱化使得权力斗争更不可能循和平方式解决？

关于第二条质疑，我觉得阿熊说的颇有道理，这权威弱化曲线可能是指数曲线而非直线，因此弱化到一定程度就趋向于与横轴平行，不会再恶化下去了。但即使如此，也必须看到这儿有个内在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党皇没有传统帝王那种与生俱来的权威，必须靠下面的死党支持才能坐稳位子。因此，下一代党皇在当国前就得党内广为结党营私，但这么做又必然招致现任党皇的忌讳。若不这么干，则他必须熬到60岁左右才能接班。上任后也只有10年左右的光阴来培植私人势力。这种皇帝到底有什么权威与实力，我还真难想象出来。

另一个问题我也在旧作中说过了，那就是党皇与传统帝王不同，不敢真的得罪诸侯们，盖这些人是他的权力基础，如果得罪的人太多，则人家就可以联合起来发动宫廷政变，把他选下来。传统帝王则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哪怕把所有的督抚杀光了，也不必担心天下大乱，盖他是靠天威做皇帝，不是靠臣下拥戴。

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就使得官僚集团获得空前的控制百姓的能力，而党皇则基本没有控制他们的能力。换言之，党具有空前强大的统治能力，却不能控制它自己，因而毫无自我完善能力，只会江河日下，一天天烂下去，不知伊于胡底。烂到一定程度无非是两种结局，要么国家逐渐解体（这大概是最理想的吧），要么遇到重大天灾人祸，触发积累的社会危机，党内特别是军内的某个野心家崛起，大规模内讧爆发，触发全面内战甚至核内战。

总而言之，我的感觉是，现行专制制度的内耗因数非常之高，比传统帝制高多了，比西方民主制度就更不必说了。国家把大量资源与能量花在监控百姓、维持表面的社会稳定上，但这只暂时防止了显性内耗，无从疏导缓解隐形内耗，增加了系统内的张力（tension）。这种背时机器要持续运转上百年而不烧毁，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是很高。但除此之外，中国还没能找到一个堪与传统帝制相比的最适制度。因此，自辛亥以来至今，中国一直是个未能生活在最适社会制度之下的国家，套斯大林当年对中共的指示来说，是“处在两个最适制度之间”（原话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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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压迫”和“剥削”我已经在旧作中作过定义。“压迫”就是强者恃强剥夺弱者的基本权利，而“剥削”则是强者以暴力为后盾与弱者进行不等价交换。


200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