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12 8 2007 02:50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四）
芦笛
（二）抗战
如今凡是智力正常者都得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乃是导致我党上台的决定性因素，就连毛自己都多次承认过这一点。他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以及田中角荣首相时两次“感谢大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就不用说了，就连在《毛选》中他都多次得意洋洋地说，自从抗战以来，我党第一次从只有四五万人的小党成了全国性大党。芦某在文革武斗爆发后还没到二十岁，就从那些话里悟出了我党乃是皇军捧上台的。
毛泽东对我党事业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高瞻远瞩，在当时甚嚣尘上的爱国狂潮中保持头脑冷静，力排众议，按“三十六计”中的“趁火打劫之计”，为我党制定了抗战战略，使得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这个角度来看，老邓说没有毛主席，党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一点都没夸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在抗战刚爆发时就英明解决了这个问题，认定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后台，日军是事实友军，而真正的敌人是国民党。抗战的意义，完全在于借助两者壮大自己，打击真正的阶级敌人。
毛泽东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早在２０年代就成熟了，可总结于下：
１、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使出什么手段来都是应该的。
２、夺取政权只能靠枪杆子。
３、苏联是提供枪杆子的唯一来源。因此，没有“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就绝对不会成功。
毛这些伟大思想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就表达过了。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俄国的武装干涉”，“革命必须由俄国军队从北边输入。”这些话都写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已大白于天下。凡是在苏联档案公开后写的毛传里（例如Short的Mao：A Life）中都能找到。
任何一个客观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些思想充满了基于common sense的真知灼见。真无法想象富有这种求实精神的人后来怎么会变成鼓吹“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唯意志论信徒。更可悲的是，民运革命家学到的乃是伪装了的毛思想，这才会热衷于煮无米之炊，以为可以靠意淫推翻共产党。
正是本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毛才会在长征途中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立主北上，挺进到内蒙边境上去，“打通国际交通线”，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北方，背靠着老大哥的坦克飞机大炮，肩负着俄罗斯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
也是本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毛才会在抗战爆发前夕就认定，日本在华势力急剧扩张，必然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弹，加剧对中国的干涉，而这必然导致苏联大量援助共军。就是在这种考虑下，他才煽动张匪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力主杀蒋。他以为，只要张一杀了蒋，则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以武力支持他和张匪谋划成立的“西北联合政府”，和日本成立的“满州国”遥相对峙。此乃“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之计。这无赖招数他后来多次使过。可惜这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小儿科，每次都被他无情戳穿并严厉制止了，于是蒋介石才活着出了西安，而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才能实现。
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战略家，看得到毛看不见的东西。当时新疆已入苏联势力范围，他从西北独立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他最担忧的乃是德国，最怕的是两面受敌。因此，为苏联国家利益最需要的乃是诱发中日战争，战火一开就必须是持久战，使得日本陷在中国泥潭里，以确保苏联边境长久平安。这就需要蒋介石那样有足够威望弹压全局、统领全国抗战的领袖，因此，他派给中共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挑起中日战争，在战争爆发后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去和日军作殊死战。
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卢沟桥事变后，在1937年8月的中共陕北洛川会议上，他伙同书记张闻天，提出不打日本人，趁机搞垮国民党的主张。留苏“秀才”洛甫引经据典，从理论上论证这么干乃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则给抗日激情高涨的将领们泼冷水，说：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可惜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毛根本没有后来的权威，于是会场大哗，周恩来作为“军事三人组”的“最后下决心者”带头反对，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这样，毛张二人成了典型的“真理掌握在手中的少数人”，多年后毛还历历记得当初的孤立，在１９５９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说：
“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鉴于普遍强烈的反对，毛张二人再不敢直言不讳坚持卖国主张了，只好改为讨论战略问题，但争议仍然很大。张毛只得宣布休会三天，毛让周恩来去“休息”，自己则去作将领的工作，一再强调，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要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还是过去那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最重要的还是分兵发动群众。
但将领们仍未被彻底说服，会议最后只能通过供外界消费的冠冕堂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宣布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尽管如此，毛还是颇有斩获，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首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军权。
但这一套骗不过周恩来，会议一结束他便拂袖而去，跑到去山西“帮助外交工作”，一去就是几个月，毛千呼万唤他都不回来。以后他又在国府西迁武汉后和王明紧密配合，忠实执行共产国际“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全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使得武汉八路军留守处俨然成了“第二中央”。这就是周犯的第二次“错误”（第一次是在１９３２年宁都会议上罢了毛的红军总政委的官）。
八路军编成出发后，毛千叮咛万嘱咐，要将领们千万不要和日本人打仗。林彪向中央请示，拟在平型关“相机袭击敌人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毛连去两电制止，林彪都坚持己见，毛只好让步，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果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并强调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请爱党同志看清楚了，诸位的毛爷爷在此说得明明白白：“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这就是“打败了日本狗强盗”的“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
尽管我党把“平型关大捷”吹到了天上去，林彪部不过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连作战队伍都不是，在整个战役中无足轻重，但这也让林彪吃够了苦头，见识到日本皇军的厉害，至此才意识到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承认：“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林彪关心的不过是我军的作战方式，伟大领袖却是着眼于全局的战略家。如他后来亲口承认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三国志”才是他奋斗的方向。
张戎的巨著已经披露了这“三国志”是什么名堂，那就是“波兰模式的远东版”，仿照苏德瓜分波兰，苏日共同瓜分中国，我已经在《“肢解”论》中给出了参考文献，请诸位爱党同志去查查，再来指责张戎造谣不迟：
“１９３９年９月底，在苏日条约尚未签订时，他就在接见斯诺时对之加以肯定。当斯诺问道，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时，毛答曰：‘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支持苏日共同瓜分中国。这些谈话都发表在当时的英美报刊上，乃是斧子也砍不掉的（China WeeklyR eview,Jan20, 1940, pp227. Daily Herald, Oct21, 1939.）。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还专门为此来电严厉批评毛泽东失言，这电文也早就公诸于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采用的实际战略与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著名的“防御，相持，反攻”三部曲颇相似，乃是“发展，相持，反攻”，不过那作战对象从头到尾都是国军。
“发展”主要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进行的，那就是分兵深入敌后，疯狂膨胀，招兵买马扩大私人武装，在这过程中无情消灭国军，壮大自己。开头还是小摩擦，后来则越打越大，动辄消灭国军上万人。
毛之所以敢这么干，乃是他有恃无恐，这在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当时中国唯一能指望获得援助的友邦是苏联，打狗要看主人面，蒋介石对中共当然也就不敢轻易开罪。而且，为了举国一致抵御国仇，吃了中共的亏当然也只能隐忍，不能在强敌压境之际露出内乱的迹象来，那样不但长敌人威风，而且令英美等友邦对中国丧失信心。这一点不但毛心中有数，就连朱德都看得明明白白，说：
“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当然良心未泯的共干还是有的，１９４０年８月间，鉴于日军对国统区进攻的激烈，彭德怀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破袭战，破坏日军交通线，使得日军不得暂停华南的军事行动，抽回了一个师团在后方“绥靖”。该战役立即获得国府的明令嘉奖。但毛泽东却七窍生烟，多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大骂：
“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那不是爱国！”
所以，帮国民党打日本人不是爱国，帮日本人打国民党才是爱国。这“爱国发展阶段”的高潮，就是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发给莫斯科的请战电，电报除按常规送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外，还特地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提出要用１５万精兵抄蒋的后方，打到重庆去（说明：张戎的书只说毛的电文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并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但我记得杨奎松教授考证出来的则是闪击重庆，今据杨说）。
这又是“李代桃僵之计”。当时共军决非国军对手。以毛上台前的求实精神，绝对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之所以敢弄此大险，其盘算很简单：大战一打响，莫斯科绝对不会坐视。到他顶不住之时，老大哥绝对不会见死不救，日本友军也可能发动攻击以策应之。左右夹击，国府便非垮不可，那时“三国志”便变成了“苏、日、我”了。
幸亏斯大林再次识破了这诡计，禁止毛主动攻击，只许他自卫还击。半年多后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骤失强大的武力后盾，再也不敢恃强凌弱，立即下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与此同时，他还抵制斯大林要他对日军发动进攻以免除苏联两面受敌危险的要求，并拒绝了刘少奇等高干提出若日苏战争爆发后共军应对日军发动反攻的要求，一再命令部队：“不要过分刺激敌人。”
至此，中共的“抗战”从“发展阶段”进入“相持阶段”，既不想打日本人，也不敢打国军。将领们闲着无事，毛便把他们统统弄去延安整风，直到全都整得服服贴贴为止。
这里必须指出，毛虽然制定了英明战略，但关键时刻还是靠斯大林拨正船头，指明航向。
最关键的时刻是两个，一是西安事变。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国民心目中认定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抗战。蒋被捉使得全国人民惶惶不安，张杨成了国民公敌，若蒋被杀，则何应钦率领的讨逆军必然攻破西安，张匪学良只有去与红军同流合污。但即使两家合流，仍然绝对抵挡不住中央军，最后的结局便是共祸从此肃清，匪首逃往苏联。但斯大林早就怀疑张是日本间谍，后来甚至连毛都怀疑上了。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让斯大林杀人，若张与毛真敢逃到苏联去，只怕要立刻双双授首。而没有共党阴谋捣乱，卢沟桥事变也未必会发生。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毛用重兵闪击重庆的事。若斯大林批准了他的冒险，日本友军又不予以配合，那共军长途奔袭，只怕要成强弩之末被歼。若苏军出动，则立刻要引起日本军方强烈反弹，大本营的北上派就此得势，日苏战争很可能就此爆发，此后纳粹入侵并灭亡苏联就不是难事了。苏联一垮，中共革命的胜利保障也就彻底丧失，不但中国历史，就连世界历史都要改写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战略眼光虽然高明，但只限于搞内斗。此人彻底缺乏世界眼光，目光一出国界便与白痴无异。斯诺早就注意到这点了，曾在《西行漫记》中说，毛对外国领袖的观察很可笑，例如他非常佩服墨索里尼，却认为希特勒不过是个傀儡。
毛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无一不错。例如他把苏日瓜分中国看成定局，却全然没看到苏联虽有此意，但日本无法提供苏联尚未占有的东西，双方根本无法做成交易。
又如张戎在其巨著中披露的，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估计二战战局时竟会这么说：
“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最黑暗莫过如此。”
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又预计苏联会失败，此后又料定日苏战争必然爆发，其预言可谓百发百不中，连芦某的预见能力都没有，起码我还预言了陈水扁当选和美国侵伊战争必败不是？
最搞笑也最能暴露毛终生无望摆脱其智力限制的，还是他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居然向斯大林建议撤到乌拉尔山脉以东，这在苏联人看来完全是侮辱。几十年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对赫鲁晓夫重申这一建议，作为人家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胜战略。
这再典型不过地反映了此人永远不会超越自己，永远不可能学会现代战争的起码概念，以为不管什么战争都能用他那“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万能战略来进行。他至死都认定苏军溃退到斯大林格勒乃是主动“诱敌深入”，赫鲁晓夫告诉他那是万不得已的溃败，他还不相信。在１９７０年和斯诺的谈话中，他班门弄斧，跟人家上美国历史课，说什么华盛顿也是靠打游击起家的，“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这笑话连我那２０刚出头的青年都没能错过。
但不管毛怎样缺乏世界眼光和现代常识，他内斗的功夫还是炉火纯青的。在他的战略指导下，红军从原来的几万人马，发展到了近百万大军，从原来被合围在地脊人贫的死地陕北一隅，席卷了大部华北、华中和华东，统治了上亿人口。抗战八年不仅使得我军成长壮大为足以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劲旅，而且托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换任何一个人去，都未必会实现这奇迹。这还不光需要领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需要不顾一切实施预订战略的泼皮胆气。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共领袖中唯有毛泽东具备这两者。张闻天也看到了毛泽东看到的潜在机遇，但他一介书生，根本压不住手下悍将，更彻底缺乏毛那种豁出去乾坤一掷的无赖精神与赌徒气魄，敢于并善于利用对方投鼠忌器心理，把这当成死穴猛捏，甚至敢不顾大局彻底糜烂以重兵闪击重庆。周恩来则两者都缺乏。张国焘就算此前没被毛阉了，谅他一介北大学生也没有那种市井无赖精神。只知道忠实执行莫京指示的王明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毛泽东之所以被那种烂污革命筛选出来捧成伟大领袖，良有以也。
【未完待续】
时间: 13 8 2007 18:42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五）
芦笛
（三）战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国共内战其实从未停止过，从１９２７年一直打到了１９４９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可以视为内战的热身阶段，１９３７年７月后进入发展阶段，１９４２年６月后进入相持阶段，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进入反攻阶段。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阶段就是中共的“抗战”。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机遇，利用国府两面作战的艰难处境，与日本友军密切配合，极大地杀伤削弱了国军，极大地壮大了自己，终于获得了与国军摊牌的实力。
到了１９４４年底，毛泽东自觉羽翼已丰，征服全国前景在望，在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意气风发地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直接表明了我党“抗战”的实质就是征服全国。
但尽管中共势力空前壮大，毛泽东深知要“拿下全国”，还得靠老大哥。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早在２０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为什么敢用脑袋担保“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预言体现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国乃是强国代理战争的战场，过去是苏日争夺中国，将来是苏美争夺中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将这代理战争进行到底，当然也就一定会援助中共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反映美苏”。在他眼中，国共两党不过是美苏两家在中国的代理人罢了。
“国际援助”果然来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出兵东北。延安欢喜若狂，毛泽东当即与朱德联名给斯大林发电报，直截了当地恳求主子把东北送给中共：“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并表示“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
与此同时，毛和朱德联名向各根据地下达命令，要各地发动战略大反攻，准备在苏联支持下，一举推翻国府。此前中国早把国府视为仇敌，一直在抵制国民参政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前两次都被毛断然拒绝，斥为“完全是欺骗”。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当时苏美蜜月虽已过去，毕竟冷战尚未开场，斯大林觉得可以利用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充分讹诈国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果双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这讹诈手段，更不用说那样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而他雅不愿和美国摊牌。作为真正的战略大师，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避实击虚，恃强凌弱，避免和强国发生正面冲突，专在弱国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领土。他这一招在二战初期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东西两线都智胜了对手。在远东，日本人赤膊上阵，最后全军尽墨。而他兵不血刃便把中国的三北变成帝国势力范围。在西线，纳粹东征西讨，苏联红军则不动声色坐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东波兰。
因此，斯大林便于8月20日来电，以相当严厉的口气警告中共，说中国再也承受不了战祸了，若再打内战，必然要让中国毁灭。所以，中共必须与国府合作，通过谈判维护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此高压下，毛泽东不得不在蒋介石第三次来电后复电表示同意，于8月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据光美同志说：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光美同志虽是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兼梅花党党魁，这段证词倒确实经得住测谎器检查。我校对过有关历史文件，发现光美说的基本不错。
光美在此谈到几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
光美这话略有夸张，但基本属实。如前所述，毛早在苏军出兵东北当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但苏联不同意，说是和国府订的条约规定必须把东北移交给国府。毛还没来得及作决定就到重庆去了。他走后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刘记中央即下达《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苏联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后中共才进去，就再无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了。但若移交前进去，则“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并具体命令：“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行华北部队进东北，华中部队进山东的战略大转移。
这也是真的，直接就写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中：“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电文还作了具体的调兵部署。两日后更下令大举调兵，十万大军星夜出关或挺进热察，共军大规模出关从此开场。
第三，苏军撤军后制定“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
光美此话，说明她老人家有待进一步熟悉党史。少奇确实提出过这战略，但没用这只有老毛才会用的俗话，也不是在苏军撤军后。苏军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帅印了。
事实是，刘在1945年9月28日以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中承认，“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尚远”，“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这里说得很清楚，共军并无能力把国军挡在关内，比较现实的战略还是重点经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的地区，最后再争取控制南满。
但毛回到延安后即否定了这一现实战略，于10月19日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少奇服从了毛的决定，不过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国军不久就攻入山海关，沿铁路线北上，迭复名城。据黄克诚同志承认，国军是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令土共望风披靡，最后一直打到四平。林彪准备放弃哈尔滨，转入农村打游击。如果不是马歇尔此时来华搅Ｓ，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军死里逃生，赢得宝贵的喘息机会，在获得大量苏联装备和训练，建立了炮兵军、坦克部队甚至空军后大举卷土重来，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在毛“独占东北”战略实施过程中，少奇同志并没有说什么，倒是林彪和东北局领导人陈云、高岗、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的不现实打算。在他们的进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
但此后毛泽东再次估计错误。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内停战。毛抛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准备“去联合政府里作官”（20年后这却成了刘少奇的罪名），认为东北问题也能和平解决，于是令东北共军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战前大捞一把，以增加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并不相信“最后一战”的鬼话，认定那停战协定乃是美蒋阴谋。虽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但还是倾向于“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在国军反攻四平前，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
但毛根本听不进去，在国军进攻四平前，毛泽东电令林彪：“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以“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在四平保卫战爆发后，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致使共军伤亡高达两万余人，林彪最后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这才逃过了被歼厄运。
综上所述，毛泽东确实在我党夺权斗争中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最关键的三步他都走对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井岗山道路”虽是他首创，但即使没有他开辟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后，迟早要发现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夺取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如少奇同志的贡献表明的，没有伟大舵手，小舵把们也能看出那最明显不过的事来，而且还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确的战略。
不仅如此，指导毛走对这三步都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靠苏联人出钱出枪争天下。但这伟大思想的产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当时中国有点出息的军阀除了不识时务的吴佩孚外，谁看不出“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来？不必说孙文，也不必说冯玉祥，就连盛世才那种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苏联飞机大炮才能当上新疆王。
毛的伟大，不在于产生了那伟大思想，而在于他一旦认准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之后，便“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日寇铁蹄纵横中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就如同其他人一样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丧失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混淆阶级阵线，把日军当成敌军，把国军当成友军，也决不会像其他共党领袖一样，因忠于主子的长远利益而动摇其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全国”的决心。所以，只有在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历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种把内战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先例。因此，敬爱的林副统帅说：“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似乎也不为过。
当然，这战略最终能取得辉煌胜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诡地说，正是毛的盲区决定了该战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认定“国共反映美苏”，国共两党乃是为美苏两国在中国打代理战争，可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党当然是苏联的代理人，但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代理美国。这结果就是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美国却在马歇尔搅Ｓ失败后，竟然孤立主义老毛病发作，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在内战紧急关头停止对华援助。
更致命的是，蒋公的教育决定了他绝无可能是毛泽东那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卖国贼的美称）。据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金典戎将军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蒋介石的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看出，因为苏联在幕后作梗，国府绝对无法靠外交顺利接收东北，他于是向蒋建议由美军代为接收后再转交给中国政府。但“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毛泽东对苏联人跪求再三还一波三折、几乎没有求到的事，美国人主动送给老蒋，而蒋公却出于民族自尊心断然拒绝，这还有可能打赢么？岂不闻“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党的生存哲学阿随早就阐明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良心在生存竞争中乃是致命弱点，这在中国乃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后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靠的就是这一天然优势。在这点上，无论是党外的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战友，谁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来之所以对毛终生扁扁地服膺，说穿了就是为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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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六）
芦笛
四、诸家的解释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至少在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绝对服从。周这么干很明显是违心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首先试图作出解释，他认为，周这么做是受了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这才会时时处处强调“保持晚节”。周虽然不同意毛的许多作法，但囿于忠君思想，不能不顺势隐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连此说都不能容忍，为此与高发生争辩。根据香港《明报》记者报道，周秉德女士称（引用时略去了原文小标题）：
“（周秉德）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虽然近年外间对周恩来有不少
批评，指他对毛泽东一些错误政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她认为，周
恩来当年这些作法，很多时是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称，有人认为周恩来于中共建国后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但实际
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是盲从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
期，周恩来认为「超英赶美」不切实际，但毛泽东并不接受，还开会
公开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步」，迫使周恩来最后只能接受毛
泽东的主张。
对于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软弱，周秉德指出，毛泽东当时的
权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个人崇拜中，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和毛泽东
硬碰。若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抗，「只会让国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乱。」
她认为这是周恩来最不愿见到的。
「周恩来处理毛泽东错误的政策时，是以『等待』的方法，当毛泽东
不听他的意见时，他不会勉强劝阻，只在适当的时候才纠正。」周秉
德指出，在大跃进失败后，周恩来就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重建中国经济；而在60年代文革期间，周恩来也努力维
持政府周恩来也努力维持政府运作，把动荡减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来并不在意权力，只是别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实
际上，毛泽东对他亦非完全信任。对于早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
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撰书指称，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
节，周秉德认为这个说法是错的。「周恩来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
他若想保持晚节，大可退出政坛，安心养病，但因为对国家仍放心不
下，他才撑着病体工作，与保晚节无关。」”
这意思是周恩来是为了国家人民而忍辱负重，这观点在国人甚至在海外华人中都相当盛行。
而高先生则如是说：
“据近日香港《明报》报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参加一个
纪念周恩来的展览会，她在接受采访时，指《晚年周恩来》书中说周
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这个说法是错的’。对此，高文谦回
应说，周秉德作为周恩来的侄女，为自己的伯父辩护，可以理解。不
过，历史就是历史，周的历史是他自己写的，人们的好恶亲疏是改写
不了的。
高文谦指出，‘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口头禅，文革中一直
在讲这句话。放到文革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着
毛泽东走，这是解读周氏在文革中行事为人的一把钥匙。毛发动的文
革给国家造成浩劫，中国老百姓深受其害，连老干部也不能幸免，毛
是历史的罪人，已无需再说。据邓颖超秘书赵炜不久前出书说，周恩
来在1975年11月已经病得起不来床，还要强挣着写下‘忠于毛主席’
这样的字样。毛是祸国殃民的祸首，借用一句古语，叫做‘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那么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国老百姓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忠于毛还是忠于人民，两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圆
其说？”
高先生此论，暴露了他虽然据说是林则徐的后人，但对儒家思想基本没有认知，这才会把“忠君”和“忠于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在儒家看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须爱民，爱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内容。传统忠臣若遇到毛这种典型的昏君暴君，绝对只会伏地苦谏，直到被圣上砍了脑壳而后已。这就是儒家的“文死谏”。
周的死谏在哪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周对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痈。这方面例子举不胜举，光挑那最恶心的一桩说说就够了。
根据李志绥回忆录（因中文版翻译严重失真，引文据英文版译出）：
“在江青面前，周恩来几乎是一副奴颜媚骨。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
民大会堂主持一个重要会议，江青来找他。周长期的卫士长成元功客气
地向江青建议，江青不妨先去吃点东西再来，免得打断会议。
江青勃然大怒，骂道：‘你成元功在总理面前像条哈巴狗，在我面前像
条狼，我要把你抓起来！’她当即命令汪东兴逮捕总理的卫士长。
汪东兴拒绝了，只同意把成调去干别的工作。
周的妻子和最亲密的知心邓颖超此时出来干预了，坚持要汪逮捕成，说：
‘你一定要逮捕成元功，我们不想让人家说我们包庇他。’
汪仍然拒绝逮捕那卫士长。他跟我说：‘成元功为总理和他的夫人干了
一辈子，可他们为了保自己就把他抛出来。’后来他把成送去中央办公
厅的五七干校劳动了一段时间。”
请问中国历史上有过这种“忠臣”么？若按传统标准，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实践是身体力行圣贤之道，并不是对君王百依百顺，更不是助纣为虐。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则徐的著名对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高先生怎么就没听说过？离开个人的趋利避害，趋福避祸，还能有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么？
周那些无骨表现，连汪东兴、李志绥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干校去，在李志绥得罪了江后又把李送到工厂去避难，似乎也没有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难道“忠臣”竟意味着“无骨”？后来毛借癌症谋杀周，汪传达圣旨时表现得非常残酷无情并不是毫无原因的。的确，有如像周那样没有廉耻地活着，还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丑。
如果说高先生的“忠臣”说无法成立，周女士的“为国为民”说就更不值一驳了。难道亲笔批准逮捕义女孙维世和弟弟周恩寿，竟然也是为了党国利益？难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两次接见蒯大富，晤谈长达６小时，详细记录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刘少奇的“红材料”，主动为毛完成战术侦察，使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得以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竟然不是违背党章搞分裂党颠覆党的阴谋活动，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于周不辞职而撑持到最后一息，那也不是什么“顾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现。他最怕的是身败名裂，死后人家在他脸上打叉叉。以他的绝顶聪明，当然能看出只要他对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称病辞职，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无弥补可能了，当然只能无论怎样窝心都只有撑下去。
周自己就把动机说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对耿飙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见周坚持到底完全是为了自救。这从个人毅力来讲当然很了不起，但不幸与国家人民无关系。
由此可见，上述两说都无法成立。张戎和哈利代与上述两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触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对毛的入骨恐惧与顺从，但不幸的是他们对这现象的解释非常牵强，过份强调了《伍豪启事》，似乎认为周怕毛就是因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启事可能是毛伪造出来的。在我看来，此乃该书最大的败笔之一。它和其他触目败笔一样，降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为党朋们钻空子提供了弹药，令人倍感遗憾。
据张戎、哈利代毛传：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
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
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
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
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
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启事》毫
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
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
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
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
纸的苏区。”
具有学术研究训练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一系列推理其实不过是猜疑，根本没有坚实的证据。即使是猜测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国民党所为之后，才能猜到共党身上。即使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苏区，这种捏造并不能构成什么杀伤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国党使用离间计。
就算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测毛伪造那启事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毛当时在瑞金附近养病，又不指挥特工，怎么可能去上海媒体上捣鬼？
“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也有无根据诛心之嫌。熟悉我党规矩的人都知道，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的文字，必定经过中央批准，甚至未必出于毛的主动（张也指出，毛当时在东华山养病，并不在瑞金城里）。周当时是毛的上级，何况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难以想象此类文件竟然会未经周批准便能发布。更大的可能还是出自周的主动。
可惜作者竟然在这虚拟推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
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
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儿完全是一连串的想当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无证据。“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进军方向也说成是毛利用《伍豪启事》讹诈周的结果：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
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
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
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
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
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
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
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
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
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
死之际。”
这儿推论不但毫无证据支持，就连推理过程都牵强附会已极：就算周恩来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万种解释，例如他觉得毛说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众没看到的事，凭什么说那是“奇怪的”？更何况他并没有完全同意毛，而是采取了两路分兵的折衷决策，这样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张，又安抚了毛的反对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岂能毫无证据便凭想当然认定那是“奇怪的决定”，更由此作出一连串的飞跃结论，武断认定周对毛的恐惧就从此时开始，一直到他临死才了账？
其实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启事》去讹诈周。这道理再简单不过：讹诈要能奏效，讹诈者必须捏着为大众不知、一旦抛出去便能使对方身败名裂的真凭实据。用大众已知而毫不可信的谎言去讹诈周，只会适得其反，让毛自己身败名裂。上面已经说过，周早在启事发表前３个月就到了中央苏区，共党高干全都知道那启事是伪造的。更何况毛还同意（起码是同意）以他的名义正式辟过谣。毛若真发昏到用这去讹诈周，只会让自己在同志们心目中变成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无异于政治自杀。毛再蠢也不至于干出这种蠢事来吧？
事实上，毛从未在延安整风中以此发难，而整风后期就是所谓“审干”，若《伍豪启事》真是什么战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码亮出来吓唬周，可他根本就没这么做过。他晚年倒的确用这玩意隐晦地吓唬过周，但时移世易，毛周的关系再非昔日可比了。当初毛是周的下级，后来则成了顺之则昌，逆之则粉身碎骨的绝对权威。就连刘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内奸工贼，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难？只有到了那阵子，《伍豪启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杀伤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惧。
但即使如此，毛也只是“引而未发”，从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来。甚至当红卫兵在“抓叛徒”高潮中从上海旧报纸上刨出了《伍豪启事》之后，毛也并未用来大作文章，只是给周留下了个悬念，让他死在恐惧中。这说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为他知道《伍豪启事》实在没有说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拿在手上”，那样反而更有威慑力。但这么做也只有在他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才有可能。张哈见不及此，将文革后的情形倒推到３０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剑想当然的错误。
事实是，周并没有“从这时起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1932年10月，也就是“从这时起”的７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宁都会议，罢了毛的总政委之职，由他自己担任。此后周还几次反对过毛，例如在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周带头反对毛和张闻天提出的卖国主张，会后出走凡３个月，毛一再呼唤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于毛乃是延安整风之后的事，但即使是那阵子，周也不像后来那样服服贴贴。据青年党党魁左舜生的观察：
“（周）在中共的党中央，他虽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见，也不曾被忽
视。说到「当权派」，他才真正是当权的，而且自来看毛不起（在重庆，
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谈到毛，总叫「毛主席」或「我们的毛主席」，只
有周叫「老毛」）。”（《大陆动乱已在变化中》）
必须指出，这湖南老左的观察力颇强，1945年他和其他参政员访问延安，调解国共争端，见到了张闻天、王明和博古，那观察都非常准确。
关于张闻天，他如是说：
“民国三十四年，我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钧六人同
访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举行了三次会谈，闻天便是他们
的八代表之一。其时我已五十二，闻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
却和我们在上海时一样，他和我确也谈得很亲热（这是我们「少中」同
人的一种风气，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的私人情感，总是超越党派或政
治意见之上的）。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当然知道我和
闻天的关系。这次他所以把闻天排在八代表之内，大概多多少少是为了
敷衍我的。会谈结束，我向毛提出，说我个人要和闻天谈谈，毛答：
「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于是，我和任弼时一阵去
会张，任系毛的亲信，我和闻天谈话，他便坐在旁边，因此我们便只能
叙旧，不便谈政治，这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所谓国际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时闻天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桌上除几本外文书和一部电话以外，别
无他物（与周恩来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陈绍禹爱出风头，对政治和社会都认识不够，但领袖欲极强，辩才无
碍，每遇着他在参政会发言，能说会道的主席汪精卫，也只能皱皱眉头
了事。有一天，张君劢和我与苏联驻重庆大使鲍格莫诺夫见面，陈为我
们当翻译，俄国话熟极而流利，我和君劢都承认他是中共一个可造的人
才。可是毛泽东始终对他不放心，可能周恩来对他也不满意，大致他留
在参政会只有两年，便调回了延安，据说他回延安后，一直病了好几年，
说不定已被毛软禁。我们到延安后，想揭破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谈谈，
毛不好拒绝，经过两天，我们便见着了他。其时是阳历七月三、四号，
中午延安天气很热，但他仍穿着棉衣裤晒太阳。据他告诉我们，他已经
打过一千多针，看样子确实有病。他住的地方比闻天的更不如；并且电
话也没有，会客的地方，除几把椅子以外，别无他物，他的太太带着一
个小孩，面黄肌瘦，可看出他们的营养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宪情形稍好一点，仍可往来延安与重庆，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
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每天午后出版一大张，我们这几天在延安活动，
都成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您回
延安后，身体胖多了」。他说：「我在这里，只是饱食终日」。这句话
充分表示他无所事事。”（《谈谈我所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张闻天、
田汉、李达及其他》）
一个局外人在延安走马观花，即能对毛和国际派领袖之间的微妙关系洞若观火，其分析针针见血，令人不能不佩服这湖南骡子的眼力。由此可见他之“周恩来看不起老毛”说虽然不免夸张，但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仅如此，周在“建国”后还反对过毛。这事张戎其实也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
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后来为此批“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把周整到请辞地步。由此可见，那时的周还并不是百依百顺的奴才，何以万能的“伍豪启事”竟尔失灵了呢？
综上所述，上述诸家对毛周关系的诠释，似乎都无法成立。敝人无学，所见有限，迄未见到令人信服的有关文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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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6 8 2007 14:40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七）
芦笛
五、我的理解
（一）周毛领袖素质比较
其实我已经在先前的章节中屡屡提示了，毛泽东的崛起乃是必然的，他的主观素质符合中共烂污革命的筛选标准，其他党领袖无一具备其中最重要的主观素质，国府要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就决定他一定会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
要作革命领袖，第一条必需主观素质就是心狠手辣，敢于并善于杀人。中共领袖都具备了这一气质，张国焘不必说，王明不必说，就连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他初出茅庐第一功，就是策划指挥中共特科杀手勒毙顾顺章满门良贱，分埋三个庭院（《王力反思录》），此后他又在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前夕决定杀害数千名伤病员以及“不可靠分子”（《龚楚回忆录》）。在这点上，周和毛以及其他领袖并无什么不同。
周恩来不如其他领袖的第一个显眼的主观素质缺陷，乃是他似乎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与领袖欲，没有“本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强烈幻觉，不具备“我就是中国的大救星”的偏执，在这点上他甚至连民运边缘人物高寒先生都不如。这就是为大众观察到的“周没有野心”的由来。他的确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因为他缺乏毛式病态自信。
周的另一个触目特点，乃是天性怯懦，缺乏湖南骡子死不认错蛮干到底的气魄。他从政的一生便是违心认错的一生，并不自臣服于毛始。早在毛进入中央主事前，他便在莫斯科批判立三路线时沉痛忏悔，获得宽恕，得以留在中央作事实上的一把手。当你死我活的党内权力斗争爆发时，他因为天性怯懦，倾向于息事宁人“和稀泥”，所以在受人逼迫时便轻易让位，先听任毛泽东蚕食其军事指挥权，后又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轻易让给张国焘。
这就是大众观察到的“不计较个人权力得失”的由来，但要说他丝毫不眷念权力则实难思议。政客犹如瘾君子，权力就是他们的海洛因。周放弃权位从来不是主动的，不过是出于怯懦向更强者投降罢了。李立三下台后，他担任了事实上的一把手，只是用向忠发作傀儡。然而王明、博古崛起后，他毫不抵抗便让两人排众而前入主中央，爬到自己头上去。在这点上他连中共其他领袖都不如。哪怕毛不出世，周也决不可能是第一把手，只会是张国焘或王明当家。
周的第三个触目特点乃是阿拉下江人的精于望风使舵，及时认清风向，把宝押在胜利者一边，从而在无比险恶的党内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来便是他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则”，为此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包括自己的亲人和前来投奔的战友。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上述三个弱点，决定了周迟早要向毛投降，而随着毛的权力增加，周的骨气也就相应递减，两者成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这是两人天赋较量的必然结果，有没有《伍豪启事》都这样。大众必须记住，政治家的天赋并不光是智力，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天生主观气质诸如使命感、领袖欲、意志等其实是更重要的天赋，是它们而不是智力天赋决定了政客们的成败甚至存亡。
相比之下，毛拥有的政客天赋是中共领袖乃至全国政客中绝无仅有的，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会胜出。
我已经在前节中指出，毛对我党最大的贡献，乃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就制定了把内战伪装为外战的英明战略，但张闻天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有毛才有那泼皮胆气实施到底，取得伟大胜利。这就是统帅和幕僚的区别。
毛最触目的主观天赋，其实为黑社会老大们共有。中国的黑社会泼皮们较量胆气时，常常采用常人无法理解的自伤比赛，例如把烧红了的煤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烧得吱吱响还面不改色谈笑风生。谁能以最令人发指的方式自伤还能镇定自若，谁就是当仁不让、众望所归的大王。
这是什么原理？黑社会的人常说：“胆大的怕不要命的。”连自己的肢体都敢毫不犹豫地伤残的人，当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毫无常人的顾忌，当然要慑服众流氓。我党本质上就是个黑社会，领袖的筛选机制完全相同，胆大的怕了不顾一切后果胡来的不要命的人。毛把这点看得清清楚楚，多次使用这种自伤式讹诈迫使众人就范。
我已在前文中举出了伟大领袖给周恩来的英明指示来说明这一点：
“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如历史证明的，这讹诈果然一再奏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伤讹诈。蒋若不屈服，结果就是全面内战爆发，让日本人坐收卞庄刺虎之利，亡国祸不旋踵。蒋当然害怕那惨痛后果，所以不能不一再屈服。
毛的一生，就是反复使用这自伤式讹诈的一生，无论是内政外交都搞这一套。1958年爆发的金门危机就是这讹诈战术的经典示范。
我已经在《白痴》系列中指出了金门危机的实质，其实这话李志绥大夫早就说过了。刚才去网上调来他的回忆录的中文版有关章节，发现严重偏离原意，只好按英文版勉力译出，虽然这只可能是毛原话的近似物，但我敢保证它比港台帮菜的粗制滥造更逼真：
“毛知道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同志’以及国内某些同志以为他想要拿下
台湾，但那从来不是他的意图。他甚至连金门马祖都不想攻占。‘金门
和马祖是我们牵住台湾的两根绳子，’他说，‘如果我们拿下了它们，
我们就丢掉了那两根绳子。人不是都有两只手么？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两
只手，台湾就再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我们就让台湾滑出了掌心。这
两个岛就是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让他们跳过来跳
过去。你没见他们跳得有多漂亮？’
对毛来说，炮击金马纯粹是一场表演，这场游戏是为了向赫鲁晓夫和艾
森豪威尔同时证明他不受控制并拆赫鲁晓夫和平外交的台。这游戏是危
险的赌博，以核战威胁世界并使亿万中国人民蒙受了生命危险。”
李大夫说的一点都不错，金门危机就是毛故意和赫鲁晓夫捣乱的流氓把戏。此前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毛莫名其妙大发脾气，痛骂了苏联大使尤金，要赫鲁晓夫自己来说清楚。赫马上赶到北京，以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消除毛的误会，不料被毛臭骂了一顿，还在游泳池里接待他，让赫鲁晓夫备受羞辱。饶是如此，赫鲁晓夫还是尽力维护大局，消除误会，缓和气氛，最后回国时还以为终于化解了两国关系危机。
不料赫鲁晓夫前脚走，毛后脚就下令炮击金门，事先根本不和盟国苏联打招呼（苏斯洛夫1959年12月26日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转引自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illiam Taubman. WW Norton and Co, 2004. pp392, Note 147）。炮击触发了国际危机。美国在台湾海峡大规模展示实力，部署了两百多架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如果中美大战爆发，苏联很可能被拖进去，但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宣布坚决支持北京，使得美国人认定赫鲁晓夫就是这事件的后台（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8）。
同年９月４日，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要用战争保卫金马。次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赶往北京。毛对他说，如果美国用核弹轰炸中国，中国军队就要远远撤入内地，将美军诱入中国本土。一旦美军进入中国本土，苏联人就该使用所有的武器消灭他们。葛氏被这伟大战略吓得灵魂出窍，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9）。
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例子能比这更经典地显示伟大领袖的自伤讹诈术了，那就是不但彻底无视盟约规定的己方义务，而且把盟国承担的义务化为其无从解脱的困境。这种龟孙子兵法本来就够无赖的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根本不考虑这么做会给本国带来亡国灭种大祸。那把美军诱入中国本土再请苏联用全部核武器歼灭的丧心病狂的战略，就连斯大林都未必想得出来，就算想到了，也绝对没有那胆略去实施。
毛似乎也吃透了对方不敢走这种险棋，而这就是他的自伤讹诈能屡屡奏效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万能的。例如中美对抗曾经使得美国两次考虑使用核武器，一次是麦卡瑟在韩战初期建议动用核武器轰炸东北并沿鸭绿江施放核废料。另一次就是金马危机时艾森豪威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轰炸。但这两次都没有成为事实。麦卡瑟的建议连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能通过，而艾森豪威尔也只是考虑而已。民选总统真要跨过那步去，其实很不容易，除非是在大战爆发后才有可能。再说，彼时中苏是盟国，苏联多次宣称，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就是对苏联本土的攻击，苏联必定要立即还击。美国不能不投鼠忌器。
但跟极权国家玩这套可就不灵了。７０年代初期，老大哥真想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不是老美出来救命，中国早就万劫不复了。毛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这才不声不响软了下来，停止在边境上的挑衅并决定接近美国。
但不管怎样，这自伤讹诈战略确实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起码在内斗（无论是内战还是党内权力斗争）中确保了他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工作原理很简单：对方真相信他会不顾一切拼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招来亡国或亡党大祸，于是便吓得乖乖投降。
如今我党高干也学会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精髓，却不幸没有看出它的工作原理全在于对方相信己方真会不顾一切乱干，而毛也确实多次显示他真能毫无忌讳地乱干，并不是吹大气放空炮。于是才有朱成虎将军“西安以东”的千古闹剧出台。朱将军不知道今日已无毛泽东，这种大话就连愚民都糊弄不过去，遑论令讹诈对象真心相信那些空洞威胁会兑现。正是“画毛不成反类猪”，唯一效果便是腾笑万邦。
总而言之，毛就是靠这一手征服了全党的。如所周知，在庐山会议上，他威胁全党，如果“人民解放军跟你（芦按，指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吓得陶铸同志8 月5 日写信给黄克诚，说：
“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
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
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
‘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
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
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
之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
从陶铸同志的心声不难看出，毛泽东其实与动辄扬言离婚的泼妇差不多，区别只在于，他是真敢“离婚”的，而那“离婚”就意味着亡党亡“国”。谁都不敢走到这步上去，所以只能乖乖接受讹诈。
毛在文革中更是频频使用这讹诈手段，1967年2月16日，陈毅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说：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陈毅此话不但翻了延安整风的案，而且还指出文革和延安整风一样，是打击忠贞耿亮之士，把马屁鬼提上去，这就戳到了万万不能戳的毛的痛处。两天后毛召集紧急会议，再度用分家来讹诈反对者：
“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 （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毛的第二个领袖素质，乃是他自己说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亦即丝毫不遵守党纪国法并以此为荣。
在毛崛起前，党的代表大会从来是如期召开，但毛崛起后，因为害怕得不到多数（敬爱的林副统帅指出：“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便迟迟不开党代会，致使党的六大与七大竟然相隔17年，比苏共18次与19次党代会相距时间还长４年。
待到文革前夕，毛更是“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什么践踏党纪国法的烂事都干了出来，这里引用几段王光美同志的揭发（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１、抢占利用舆论阵地，对同志搞突然袭击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
“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
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
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
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
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
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
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
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
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
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
到冲击。陈伯达、康生等人更加神气起来。他们直接控制报纸、电台，
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社论、文章、口号。大中学校的学生被狂热地
煽动起来，混乱情况到处出现。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
思想准备。
…………
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带煽动性
的、影响全国的文章，完全是陈伯达等人搞的，根本没有通过在北京主
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话，那
就是陈伯达、康生等人背着中央另搞一套。”
２、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
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
意的。”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
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
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
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
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
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
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３、践踏党纪国法的最起码程序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
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
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
陈云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
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职务，就
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选举时还不是副主席，
是后来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补选的，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成了
唯一的副主席。”
光美还忘了列举伟大领袖首创让红卫兵列席８届１１中全会的光辉先例（后来他又让王海蓉、唐闻生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批判周恩来），在党的８届１２中全会上主持通过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首创党中央全会罢免国家主席的奇迹。
这一系列烂事就连斯大林都做不出来，人家不管怎么杀人，毕竟还是讲究“程序”招牌的。例如为了让布哈林认罪，他竟然修改了苏联刑法，规定可以枪决未成年罪犯，以便用枪决布哈林的孩子去威胁布屈服，而伟大领袖索性连这些官样文章都免了，其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拘一格可见一斑。
“两军相逢勇者胜”，阿随早就英明指出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换言之，只有超级流氓才能治中国。毛不胜出何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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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八）
芦笛
毛的第三个领袖素质，乃是他和广大工农群众心连心，而党国其他领袖谁也没这优势。历史上大概再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能够使用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巧妙地奉承他们，专把他们的缺点吹成优点，把他们的胡作非为吹成孙大圣式的英勇造反，还能时时用通俗易懂的口号或比方将他们煽动起来，去为自己冲锋陷阵，肝脑涂地，死而无悔。
毛的“群众路线”的第一条，就是无条件肯定并由衷欣赏工农大众在沦为暴民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原始兽性，诸如野蛮、残忍、血腥和无法无天等等。暴民行为越过火，越恐怖，毛便越发开心，声称“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这种奇特的心理素质似乎并不见于毛的战友。比较一下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和伟大领袖对大革命时代的工农态度就能看出这一点来。其时少奇主管工运，润之指导农运，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恶化为痞子运动。尽管工运要好得多，少奇同志还是给吓得半死：
“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
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
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
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
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
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
个问题》）
这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的无法无天行为比起来算什么呢？“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对此毛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然而少奇却坦率地承认：“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岂不闻“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对暴民行为的肯定，不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而是天生气质使然，张戎对此所作的分析是我见过的最精辟中肯的：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
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
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
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
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
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
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
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
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
义者，而毛却是。”
的确，毛虽然终生不懂马列，在大革命前更是只看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记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但他乃是天生的列宁主义者，其对暴力之天然喜爱如水之就下。只有在大规模的群众暴力中，他才能找到自己。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此所以他在当国之后要毫无必要地把国家投入周期性大乱。他曾对李志绥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喜欢天下大乱。”
毛的这一天性使得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居于天然优势。如所周知，马列主义乃是一种媚俗邪教，其基本教条就是将工农顶到头上。用敬爱的林副统帅“言语不多道理深”的精练表达来说便是：“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这便成了毛在权力斗争中反复使用的无往而不胜的强大法宝。其操作程序如下：
不负责任地煽起群众运动──引起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恐慌──试图约束运动，恢复秩序──毛出来指控他们镇压群众，将其一棍子打死。
毛对暴民行为的由衷爱好，不仅让他获得了一种整垮政敌的巧妙手段，更让他由此具备了对广大群众的强大感召力。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号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我认为这虽然是无耻文人之作，却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工农大众心里话，至今仍是王司令忍不住时时流露的心声。
毛对群众的感召力还来自于他流露出来的那种泼皮性格、蛮干精神、反智主义口号与反文明主张最能引起愚民的激赏，“老子就是不信邪”、“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口号，对“大老粗”的热情讴歌，以及将不讲卫生的陈规陋习美化为灵魂圣洁的象征等反文明主张，虽然本质上为一切文明主流所不容，也是反马列主义的，却破除了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大众的自卑心理，让他们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一种相对于其他阶级特别是“臭老九”的心理优越感，从此扬眉吐气，“如今要做顶天立地的人哪！”
这大概是最难破除的毛共党文化教条。世上也只有芦某这种“三Ｋ党分子”敢出来告诉大家，皇上其实一丝不挂，工农大众既不是圣贤，也不是诸葛亮，而“大老粗”也不是光荣称号，乃是一种社会不公造成的个人不幸。
可哪怕是在海外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之中，说出这些大实话都要变成众矢之的。前些天我指出高寒不过是个半老粗或３／４到４／５老粗，满口病句别字，什么作品都没有，连当年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都不如，比农民作家浩然就更不用说了，其唯一拿手好戏便是在网上打架，自称神功无敌，却要去冒充作家并觊觎“独立中文笔会”主席或秘书长职位，此乃世上比较荒唐而且无耻的事。这大实话竟尔引起“局外”等一干小丑大哗，那理由似乎是指责别人是“大老粗”乃是极不道德的事，比高寒造谣诬蔑我是共特、是使馆间谍头子的座上客更为天理不容，大老粗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当作家甚至“民主作协主席”。
就连在２１世纪海外都如此，毛时代如何可想而知。毛当然要在广大工农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根本不是其他领袖可以抗衡的。
毛主席群众路线的最后一条，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了，乃是他能在需要的时刻使用易诵易记的俗话编成的简单口号，并使用ＧＰ不通的文学比喻来代替推理，将歪理打扮得振振有词，以此将愚民煽动起来，去为他火中取栗。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他使用数字、顺口溜或简单对联为全民编制连文盲都能记住的口号：“一斗二批三改”，“打老蒋，保家乡”、“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等，等等。
必须强调指出，中国普遍低下的民智水平，决定了大多数人特别是智力低下的伪知识分子们至今不认推理，只认“言语不多道理深”的文学比喻，而毛泽东就是最善于使用烂比喻进行模糊煽动的宣传大师。不管是什么场合，他都一定要使出这手来，例如在金门危机中，他竟然用“人都有两只手”去类比金门马祖，又用“指挥棒”去作类比。世上只有他，会发明“美帝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其实是套在脖子上的绞索”的阿Ｑ式比喻来，也只有他会用“资本主义大月经”的恶心表述，来向文盲共干们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这比起来，无论是阿随的“狼羊－点菜律”还是冼岩“二奶”说，都陈陈相因，了无创意。
和伟大领袖比起来，周的个人魅力一钱不值。周只能迷住并俘获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对工农大众并无什么感召力。仔细阅读他在文革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便不难洞悉这一点，那对群众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煽惑力。广大工农群众之所以喜欢他，无非是因为他长得漂亮，风度出众，据说又是个清官而已，那种感情和对影星的崇拜似乎也没有太大区别，与把毛当成救星崇拜完全是两回事。
由以上论述可知，毛对周拥有全面的性格优势，周根本不是毛之敌，沦为毛奴乃是必然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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