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22 9 2013 20: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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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托派领袖回忆录兼答胡平兄（一）
芦笛
一、托派回忆录
最近在网上下载了郑超麟与陈碧兰的回忆录，两人都是我党元老，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受过训，大革命失败后对斯大林的右倾革命机会主义心怀不满，对托洛茨基料事如神无限崇拜（托氏一开头就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并预见到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与汪精卫此后的分共，请参阅拙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认同托氏的“不断革命论”，于是加入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即陈碧兰的丈夫）为领袖的“左派反对派”，被中共开除，但一直坚持革命活动。神州陆沉前，陈碧兰夫妇由第四国际资助，逃往香港，以后去了法国，最后定居于美国，而郑超麟则留在大陆，与其他托派分子一道，被我党一网打尽。郑超麟被关押20年，狱外改造7年，但至死坚信真理在他那一边。陈碧兰也同样如此，终生信念不变。
这两人的回忆录，以郑超麟的最为可靠，盖他是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来写回忆录的，为了党的五大会址一事，指责老友没有参加过五大还要“向壁虚造”，不惜与之翻脸断交，而陈碧兰的最为精彩。她在海外，下笔无所忌惮，敢于介绍我党元老和后来的领袖们的私生活，惜乎主观爱憎溢于字里行间，可靠性便带上了疑问。而今那代人早已死光，于是她的若干证词便不幸成了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的孤证。
两人回忆录中高度一致之处，乃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就臣民的自由度而言，就是马悲鸣早在20年前即说过的“中共不如国府，国府不如北洋”（老马还有一句“北洋不如大清”，但两人参加革命都是民初的事，回忆录中无从体现晚清的政治自由空间）。在北洋时代，中共革命基本不是什么“地下活动”，完全是大摇大摆公开工作，当局根本不管，与民主国家的政党活动毫无区别。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员拿着莫斯科开的工资，住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公馆里，办大学，出杂志，翻译出版马列书籍，不但毫无危险，而且生活优裕。据她说，在大革命时代，为共党做工作每月从党领取20-30元的生活费，而为国民党做工作的收入要多至三四倍，有的甚至十倍以上，“因此，某些注重物质生活的党员，喜欢做国民党的工作，在这种经济条件之下，他们的生活便日趋腐化”。毛泽东当时根本不管共党的事，而是专职为国民党效力，我看原因就是这个。
直到在武汉开党的五大时，尽管汪精卫“分共”在即，情况仍然如此，陈说：
“他们在物质方面，也是尽情享受。在整整十天的大会中，所有的代表和参加者，连陈独秀在内，都是一起共进大会所准备的午餐，惟有瞿秋白、杨之华、蔡和森、李立三……等从没有同大家一起吃过一次午餐，他们总是到高等酒楼去享受丰美可口的佳肴美酒。不但中午如此，甚至每晚都在著名的酒楼饮宴（中央的交通柏代坤同志说，在吃中饭和晚饭的时候，到某大酒楼一定会找到他们）。当时瞿秋白一方面要联络国际代表；同时还要拉拢各省的干部，因而便大事交往。而他的妻子杨之华便成为当时交际场中的要角，这是她唯一的能力。总之，他们当时是得意的狂欢的，但却不知道他们是正在火山上跳舞哩。”
等到国民党掌权，对乱党的镇压与对民间的控制的力度就极大地加强了，我党真正“转入地下”，也就是此刻的事，在国民党实行宽大政策前，党魁若被抓住就有可能被处决。但若以今日眼光视之，残留的自由空间仍然大到不可思议。此时中共成了莫斯科的唯一投资对象，党员的工资自然提高了。彭述之因为是当时的党魁瞿秋白的政敌，所以待遇较差，一家三口只有90元的津贴（每人30元），其他人则过得很好：
“我们亲眼看到：其他的同志假如他们有了孩子，中央会自动的津贴他们，根本用不着自己去要求；甚至有许多女同志在过去并无任何地位和工作能力，而在有了孩子之后当然更无工作，但她们大多数不但有女佣人，而且还有奶娘，她们自己可以完全不管孩子，让她们终日好坐在那里享受麻将的游戏。”
这岂是后来官方宣传描绘的那幅悲惨图景？
不仅如此，托派被中共开除后，失去了莫斯科的资助，只能自带饭票干革命，成了“兼职革命家”或“业余革命家”，再也无法当“职业革命家”（=全日革命家=脱产革命家）了，但他们仍然能办报刊，甚至有自己的印刷厂。我这就纳闷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破获印刷厂与发行机构，总比抓人容易吧？难不成托派也效法斯大林，开“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请参阅中学语文教科书所载茅盾著同名文章）？
这且不论，彭述之后来被国民党抓了起来，蹲了五年监狱。这五年间，陈碧兰带着两个孩子，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靠自己打工，而她打工的方式，则是在中共控制的左倾学校里当教员宣传革命，同时在左倾报刊上写专栏文章，稿费还相当高（一般是每千字三元，高者五元，最高十元，考虑到当时银元的购买力，比今日海内外的稿费高到不可胜计。如果老芦生于彼世，光是卖文就足可变成鲁迅式的百万富翁了。即以最低价计，两万字即可挣60元，干四天即足以维持一月的中产阶级生活）。彭述之出狱后，也靠给出版社翻译书稿为生，翻译的全是马列书籍，与另一托派头目郑超麟一模一样。
这种好事，如今的人能想象么？国民党不是据说是疯狂反共的么？怎么在报刊上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翻译马列书籍竟然可以成为生活来源？您今日到中国大陆上去试试，看能不能发行《中国之春》、《北京之春》，或是老芦写的几本书。而且，那阵子的青年读者何以又没有害上胡平同志为之痛心疾首的“犬儒病”，却要踊跃购买那些乏味如牛皮纸的所谓“社会科学”书籍以及愤青烂杂志，以致可以将稿酬推到每千字十元之高？
阅读此书的另一体会，是加深了我早就有的感受：共产党人对党内竞争对手无所不用其极的狠辣，远远超过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据陈碧兰说，瞿秋白为了除掉彭述之，竟然在广州暴动后派彭去当时“白色恐怖”最严重的香港去工作，而且一不交代工作任务，二不给他第二个地址，就连住旅馆的钱都不给，仅让李维汉交给他30元买船票。彭述之立即识破，这是瞿秋白想借刀杀人，布下了个陷阱让他一家三口往里跳——他要真去了，如果接头地址已被破获，他去了就是自投罗网。就算党的秘密交通处尚未被破获，那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迟早要被抓住。他又没有住旅馆的钱，不去住交通处就只能流落街头，也很可能被抓。于是他断然拒绝中央派给他的任务，声明不再拿中央发的生活费，从此自食其力。对他的质问，负责传达的李维汉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只能拿起钱来悻悻地走了。此后不久他就被中共开除了。
读过瞿秋白《多余的话》、知道后来博古等国际派对他的迫害的读者，免不得都会对这个据说是因“历史的误会”而被卷入革命大潮的柔弱文人心存悲悯。然而在陈碧兰笔下，瞿秋白却是个势利小人。当初他住在上海的公馆里，漫说是“与工农结合”，就连中下层干部来访都一律不见，对达官贵人名人则倒履相迎。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深谋远虑、野心勃勃的野心家与阴谋家，为除去党内政敌不惜借刀杀人，想把彭述之夫妇送到香港去只是其中一例。据陈碧兰说，此前瞿秋白还把他们安排到来往人最多、最危险的交通处去住，只是因为刘伯坚认为那儿太危险，坚持要他们搬到他家去，才逃过了数天后被抓捕的命运，云云。
这不只是瞿秋白的个人品质问题，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革命传统，历届领袖莫不如此。何孟雄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妻子缪伯英害了霍乱，中央就不肯掏出钱来。何孟雄无钱将她送往医院，只能眼睁睁看着爱妻病死。等到王明上台，何孟雄等人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反对四中全会，何与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多人在一家小旅馆中开会，竟被租界巡捕全部逮捕，移交给国府当局统统枪决。陈碧兰说：“自这件惨案发生后，党内普遍地传播着王明告密的流言。”这可不是出于情绪的诽谤，国焘同志也如是说，还说当时的共产国际特使对此幸灾乐祸。
所以，后来博古等人先是把瞿秋白从安全的上海强行调到中央苏区，在逃离时又把他留下，借国军之手为他们拔掉这个眼中钉，说起来也是自作自受，一如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周兴被来俊臣请君入瓮一般。
了解我党这一优良传统的人，应该不至于对小习重判薄熙来感到意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过去预测小习只会判他15-20年，完全是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TMD，都写了3千字了，按民国规矩，应该得9枚大洋了，可我上哪儿要钱去？请问胡平兄，像我这种大公无私的同志，到底该算犬儒，还是理想主义者？
（吃饭去，未完待续）
芦笛
一、托派回忆录
最近在网上下载了郑超麟与陈碧兰的回忆录，两人都是我党元老，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受过训，大革命失败后对斯大林的右倾革命机会主义心怀不满，对托洛茨基料事如神无限崇拜（托氏一开头就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并预见到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与汪精卫此后的分共，请参阅拙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认同托氏的“不断革命论”，于是加入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即陈碧兰的丈夫）为领袖的“左派反对派”，被中共开除，但一直坚持革命活动。神州陆沉前，陈碧兰夫妇由第四国际资助，逃往香港，以后去了法国，最后定居于美国，而郑超麟则留在大陆，与其他托派分子一道，被我党一网打尽。郑超麟被关押20年，狱外改造7年，但至死坚信真理在他那一边。陈碧兰也同样如此，终生信念不变。
这两人的回忆录，以郑超麟的最为可靠，盖他是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来写回忆录的，为了党的五大会址一事，指责老友没有参加过五大还要“向壁虚造”，不惜与之翻脸断交，而陈碧兰的最为精彩。她在海外，下笔无所忌惮，敢于介绍我党元老和后来的领袖们的私生活，惜乎主观爱憎溢于字里行间，可靠性便带上了疑问。而今那代人早已死光，于是她的若干证词便不幸成了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的孤证。
两人回忆录中高度一致之处，乃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就臣民的自由度而言，就是马悲鸣早在20年前即说过的“中共不如国府，国府不如北洋”（老马还有一句“北洋不如大清”，但两人参加革命都是民初的事，回忆录中无从体现晚清的政治自由空间）。在北洋时代，中共革命基本不是什么“地下活动”，完全是大摇大摆公开工作，当局根本不管，与民主国家的政党活动毫无区别。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员拿着莫斯科开的工资，住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公馆里，办大学，出杂志，翻译出版马列书籍，不但毫无危险，而且生活优裕。据她说，在大革命时代，为共党做工作每月从党领取20-30元的生活费，而为国民党做工作的收入要多至三四倍，有的甚至十倍以上，“因此，某些注重物质生活的党员，喜欢做国民党的工作，在这种经济条件之下，他们的生活便日趋腐化”。毛泽东当时根本不管共党的事，而是专职为国民党效力，我看原因就是这个。
直到在武汉开党的五大时，尽管汪精卫“分共”在即，情况仍然如此，陈说：
“他们在物质方面，也是尽情享受。在整整十天的大会中，所有的代表和参加者，连陈独秀在内，都是一起共进大会所准备的午餐，惟有瞿秋白、杨之华、蔡和森、李立三……等从没有同大家一起吃过一次午餐，他们总是到高等酒楼去享受丰美可口的佳肴美酒。不但中午如此，甚至每晚都在著名的酒楼饮宴（中央的交通柏代坤同志说，在吃中饭和晚饭的时候，到某大酒楼一定会找到他们）。当时瞿秋白一方面要联络国际代表；同时还要拉拢各省的干部，因而便大事交往。而他的妻子杨之华便成为当时交际场中的要角，这是她唯一的能力。总之，他们当时是得意的狂欢的，但却不知道他们是正在火山上跳舞哩。”
等到国民党掌权，对乱党的镇压与对民间的控制的力度就极大地加强了，我党真正“转入地下”，也就是此刻的事，在国民党实行宽大政策前，党魁若被抓住就有可能被处决。但若以今日眼光视之，残留的自由空间仍然大到不可思议。此时中共成了莫斯科的唯一投资对象，党员的工资自然提高了。彭述之因为是当时的党魁瞿秋白的政敌，所以待遇较差，一家三口只有90元的津贴（每人30元），其他人则过得很好：
“我们亲眼看到：其他的同志假如他们有了孩子，中央会自动的津贴他们，根本用不着自己去要求；甚至有许多女同志在过去并无任何地位和工作能力，而在有了孩子之后当然更无工作，但她们大多数不但有女佣人，而且还有奶娘，她们自己可以完全不管孩子，让她们终日好坐在那里享受麻将的游戏。”
这岂是后来官方宣传描绘的那幅悲惨图景？
不仅如此，托派被中共开除后，失去了莫斯科的资助，只能自带饭票干革命，成了“兼职革命家”或“业余革命家”，再也无法当“职业革命家”（=全日革命家=脱产革命家）了，但他们仍然能办报刊，甚至有自己的印刷厂。我这就纳闷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破获印刷厂与发行机构，总比抓人容易吧？难不成托派也效法斯大林，开“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请参阅中学语文教科书所载茅盾著同名文章）？
这且不论，彭述之后来被国民党抓了起来，蹲了五年监狱。这五年间，陈碧兰带着两个孩子，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靠自己打工，而她打工的方式，则是在中共控制的左倾学校里当教员宣传革命，同时在左倾报刊上写专栏文章，稿费还相当高（一般是每千字三元，高者五元，最高十元，考虑到当时银元的购买力，比今日海内外的稿费高到不可胜计。如果老芦生于彼世，光是卖文就足可变成鲁迅式的百万富翁了。即以最低价计，两万字即可挣60元，干四天即足以维持一月的中产阶级生活）。彭述之出狱后，也靠给出版社翻译书稿为生，翻译的全是马列书籍，与另一托派头目郑超麟一模一样。
这种好事，如今的人能想象么？国民党不是据说是疯狂反共的么？怎么在报刊上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翻译马列书籍竟然可以成为生活来源？您今日到中国大陆上去试试，看能不能发行《中国之春》、《北京之春》，或是老芦写的几本书。而且，那阵子的青年读者何以又没有害上胡平同志为之痛心疾首的“犬儒病”，却要踊跃购买那些乏味如牛皮纸的所谓“社会科学”书籍以及愤青烂杂志，以致可以将稿酬推到每千字十元之高？
阅读此书的另一体会，是加深了我早就有的感受：共产党人对党内竞争对手无所不用其极的狠辣，远远超过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据陈碧兰说，瞿秋白为了除掉彭述之，竟然在广州暴动后派彭去当时“白色恐怖”最严重的香港去工作，而且一不交代工作任务，二不给他第二个地址，就连住旅馆的钱都不给，仅让李维汉交给他30元买船票。彭述之立即识破，这是瞿秋白想借刀杀人，布下了个陷阱让他一家三口往里跳——他要真去了，如果接头地址已被破获，他去了就是自投罗网。就算党的秘密交通处尚未被破获，那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迟早要被抓住。他又没有住旅馆的钱，不去住交通处就只能流落街头，也很可能被抓。于是他断然拒绝中央派给他的任务，声明不再拿中央发的生活费，从此自食其力。对他的质问，负责传达的李维汉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只能拿起钱来悻悻地走了。此后不久他就被中共开除了。
读过瞿秋白《多余的话》、知道后来博古等国际派对他的迫害的读者，免不得都会对这个据说是因“历史的误会”而被卷入革命大潮的柔弱文人心存悲悯。然而在陈碧兰笔下，瞿秋白却是个势利小人。当初他住在上海的公馆里，漫说是“与工农结合”，就连中下层干部来访都一律不见，对达官贵人名人则倒履相迎。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深谋远虑、野心勃勃的野心家与阴谋家，为除去党内政敌不惜借刀杀人，想把彭述之夫妇送到香港去只是其中一例。据陈碧兰说，此前瞿秋白还把他们安排到来往人最多、最危险的交通处去住，只是因为刘伯坚认为那儿太危险，坚持要他们搬到他家去，才逃过了数天后被抓捕的命运，云云。
这不只是瞿秋白的个人品质问题，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革命传统，历届领袖莫不如此。何孟雄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妻子缪伯英害了霍乱，中央就不肯掏出钱来。何孟雄无钱将她送往医院，只能眼睁睁看着爱妻病死。等到王明上台，何孟雄等人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反对四中全会，何与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多人在一家小旅馆中开会，竟被租界巡捕全部逮捕，移交给国府当局统统枪决。陈碧兰说：“自这件惨案发生后，党内普遍地传播着王明告密的流言。”这可不是出于情绪的诽谤，国焘同志也如是说，还说当时的共产国际特使对此幸灾乐祸。
所以，后来博古等人先是把瞿秋白从安全的上海强行调到中央苏区，在逃离时又把他留下，借国军之手为他们拔掉这个眼中钉，说起来也是自作自受，一如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周兴被来俊臣请君入瓮一般。
了解我党这一优良传统的人，应该不至于对小习重判薄熙来感到意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过去预测小习只会判他15-20年，完全是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TMD，都写了3千字了，按民国规矩，应该得9枚大洋了，可我上哪儿要钱去？请问胡平兄，像我这种大公无私的同志，到底该算犬儒，还是理想主义者？
（吃饭去，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