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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也谈中美之間的冲动与误判——与冯胜平先生商榷（三)

作者：light12 于 2013-2-26 14:12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6评论

时间: 2 26 2013 05:34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四、美国支持国府？

一九四九年，神州陆沉之际，共和党人开始严厉抨击民主党政府“丢掉了中国”。为答覆这些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争辩说并不是美国政府没有尽力，而是蒋介石政权是扶不起的刘阿斗。为论证这一点，白皮书据说列举了美国给国府的大量援助。哪怕在毛泽东借白皮书发动了反美仇美宣传后，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仍然在公开演说中一口咬死国民党是被人民抛弃的，政权是自动崩解的，为此诱导斯大林最终下定决心批准金日成入侵南韩。

白皮书发表前，毛泽东业已无视党外人士的劝告，悍然决定“一边倒”。白皮书的发表，为毛泽东送去了绝佳的反美宣传弹药。他一口气为新华社写了几篇文章，声称“美国人出钱出枪，让蒋介石杀中国人”，为日后长达数十年的仇美国策定下了基调。

这弥天大谎就此牢牢地刻在大陆人的脑膜上，至今还有许多人误认为那是“历史的真实”。冯先生大作的主旨，似乎也就是沿袭那调调，以为是美国援助国府惹恼了中共，致使毛中国成了世界上最狂热反美的国家。

其实真实的历史恰好与此相反，不是美国人出钱出枪让蒋介石打中国人，而是苏联人出钱出枪帮助中共杀中国人。在国共相争中，美国人根本就没有积极支持国府，却处处帮助中共，千方百计拆当时唯一能撑住危局的蒋介石的台，唯恐其不早日垮台。对此我早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专节论述过了，下面全文引用该节，参考书目则略去了。若有人怀疑是本人造谣，请掏钱购买该书查看所引材料的来源：

万恶美帝（对中共胜出所作）的贡献

在内战的酝酿阶段，每逢关键时刻，美帝便要出手帮助中共。真想不通老毛为何要翻脸骂恩公。看来这是他固有的心理毛病，所以后来才会对赫鲁晓夫恩将仇报。

老美帮的第一个大忙，是帮助共军将领一从窑洞里钻出来，立即就能率领大军，抢在国军之前去摘桃子。

如前所述，华北共军自把残余“顽军”逼成皇协军之后，便再未集中打过仗，基本处于分散状态。自整风开始后，主要将领们一直在延安被斗或斗人（取决于与毛的关系）。苏联人出兵后，毛泽东虽然下令全军投入反攻，但将领们仍在延安。直至1945年8月25日，美军飞机才把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波、膝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高干从延安运到晋东南的黎城县。 9月9日，美军又把中共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另—批军头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

有了这批将领的指挥，共军才能在日本投降后迅速疯狂扩张，占据了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并接收了部份日伪军的武器，扩大了地盘，极大地加强了实力。

老美帮的第二个大忙，就是在客观上帮助共军准备全面内战。前文说过，中共最终战胜中共的决定性因素，是苏联人给了中共必要的硬实力。但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要交到关内共军手上，土八路要学会有效地使用它们，转变为正规军，都需要时间。因此，若老蒋抗战结束后接着剿共，则我党就来不及武装到牙齿了。于是考虑周密的美国佬又特地制造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让我党得以不但装备训练关外共军，而且从关外运来大量武器，装备训练了关内共军。

战后美国先派赫尔利来华，敦促国共双方和谈解决分歧，共同和平建国，后又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但他如史迪威、谢伟思等烂人一样，嫌国府“独裁”、腐败、无能，却被中共的“民主”、“廉洁”、奋发有为打动，因此难免在内心深处偏袒共军。

马歇尔认为：“从武器装备和训练上说，政府军也许稍胜一筹”，但“如果人与人比，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比国军强。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与之相反，国军的部队，少校军官以下的都不知道”。因此，“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府军不可能摧毁中共军队” 。而且，如果内战爆发，美国向国府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可能引起美苏在中国的直接对抗。刚结束了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雅不愿为中国再卷入战火。那阵子核武器刚发明不久，军人们还来不及意识到它改变了传统的战争观念，导致了“有限战争”的问世。因此，马歇尔有这种担忧也是很自然的。

既然不能打仗，那就只能国共合作，“和平建国”。可是他根本不懂共产党人的战争与和平观。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阶级敌人”。因此，“和平”不过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说白了，“和平”是巧取，“战争”是豪夺。毛泽东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都是为了尽可能壮大自己，消灭敌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西式“双赢”观念，更没有起码的契约精神与信义感，信奉的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试图与中共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完全是与虎谋皮。 “调处”只可能以失败告终，而且还只可能两面不是人。

然而马帅却傻傻地试图完成不可能的事。 46年1月的停战协定是在他调解下签署的。此后他一度离开中国。就在他于4月18日重返中国的那天，共军攻入长春，歼灭国军1.8万人，国府委任的长春市长作了俘虏。连美国政府都不得不宣称这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 。然而马身为美国政府特使，不去谴责并制止共军违反协定的行为，却与中共和民盟共同提出解决方案：“东北民主联军”退出长春，国民党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长春，不得派军队进入；同时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可待到国军反击、收复了四平和长春后，他又猛捏软柿子，逼迫蒋介石停火。前已述及，东北长达约半年的停火，使得共军获得喘息时间，巩固了其南满根据地，使得国军失去了各个击破，“南攻北守”，消灭南满共军，切断东北与关内共军的海陆交通线的最佳时机。

因为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却被共军显示出来的新气象打动，作为调解人，他专为中共说话。前文说过，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签订的停战协定规定不许破坏交通，而共军却在东北吃了败仗后，为了报复而践踏协议，在关内大肆破路。共党声称，他们破坏铁路是“自卫”，是为了制止国军去打他们。当徐永昌在1946年5月27日与马歇尔谈到恢复交通之事时，马歇尔竟然重复中共的遁词，“以为共党在防政府运军队”。徐永昌乃驳斥道：马歇尔本人是军人，应该知道破坏很容易。如果政府真是为了军事目的去修复铁路，其实并不能对中共造成什么危害（因为修好后他们随时都可以再破坏）。政府若是真想运兵去打中共，还不如且战且修更容易（因为此时共军已被打跑，修复的铁路不会再被破坏）。 “所以，今日共党破坏交通，久久不使修复，目的在于困我政府及社会人民之经济而已。”

马歇尔甚至天真到对徐永昌说：“拟为共军划定驻地。果能按期入驻，彼此既有确定界限，互不相犯，不但和平且可达于和好，如此交通岂不自恢复耶？” 他不知道，早在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府就试过这办法了，中共却怀疑国府想先将他们驱入死地，再与日军南北夹击消灭他们，毛泽东因此计划用重兵袭击国府大后方。对一个将“轻信”、“麻痹大意”、“放松警惕”谴责为大罪的疑神疑鬼的邪恶政党来说，任何中性甚至善意的举措都会被他们视为包藏祸心，合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迟早要破裂。

正因为马歇尔不明是非，专拉偏架，毛泽东才会把抢占地盘的希望押在他身上，作出死守四平的决定，其基本考虑就是坚持下去，等马歇尔回来压国府接受既成事实。虽然马歇尔没能帮到那个地步，但他还是充分利用了手中的法宝——美援，以此压迫蒋介石让步。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美援将鼓励蒋介石“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主张将美援作为迫使蒋介石做出合理让步的“杠杆” 。据此，马歇尔于6月20日警告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如果中国爆发全面内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可能撤离，第7舰队将驶离现驻地，包括租借物资、剩余物资、借款等项在内的美援将被掐断。 7月23日，马歇尔下令禁运国府以前根据租借法购买的一批军火。 7月29日，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8月18日，杜鲁门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给中国政府发放出口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直到1947年5月26日，因为禁运造成了国军的严重危机，美国才解除禁令。

禁运乃是美式“上屋抽梯之计”，国军精锐部队基本都是美式装备，“装备自若干部份损坏而有置换之必要时，禁运令便阻止中国向美国市场购取其所必需” 。美式武器弹药消耗量又特别大。因此，如国内学者胡美与任东来所说，禁运使得美式装备反而成了劣势。美国人的考虑还特别周密，在发布禁令时还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国，要求它们采取同步行动。因此，中国政府向这些国家的采购要求也被拒绝。

禁运严重打击了国军的战斗力与士气。即使在禁令撤销后，其延迟效应还在发挥出来。禁令撤销后两个月，魏德迈来华调查，发现禁运所带来的军火短缺问题尚未得到缓解。他在东北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廖耀湘告诉魏，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

对此情形，共军将领心知肚明，1947年2月1日，彭德怀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 官修军史也披露：

“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报告，1946年，全国各兵工厂除生产少量步兵重武器外，对轻武器的生产能力为：'月产量步骑枪为五千支；轻重机枪三百挺；步机子弹七百万粒；手榴弹二十三万颗'，'生产量固属有限，而品质亦远不如舶来品'。而全面内战爆发仅半年，国民党军损失的武器已达总数的1/7。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军工生产能力已远远不足补偿作战损耗。于是，部队的装备日趋匮缺。1946年底，国防部对61个整编师各种火炮配置情况的调查表明，各类火炮编制数为26460门，实有数仅12584门，缺额达52%。”

与此同时，东北兵工厂日夜加班，共军武备不断增强：“因炮兵增多，各纵队攻坚能力都大大增强，既可轻而易举消灭国民党的整个军，整个师，也能攻克中等设防城市，所以不论在胶东、鲁西南、黄泛区、鲁南、苏北、徐州陆总都全居被动，从大别山作战会议后，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徐州陆总结束，'剿总'成立，到处都打败仗。”

老美帮中共的最大的忙，还是他们根本不懂东方的事，却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逼迫国府推行民主宪政。其实当时中国需要的是独裁而非民主，国家必须进入紧急状态，全面动员，才有可能打败实行极权体制的中共。可老美不懂这点还不说，竟然想在中国扶植第三势力，成立反对党。马歇尔在“调处”后期向蒋介石建议：“第三方面的出现是目前局势中的唯一的希望”。一面督促蒋介石促成小党派联合成一个自由派政党，要蒋介石实行“真正的两党制”，一面亲自鼓励小党派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自由派集团，以充当国共两党间的平衡势力。

这结果便是人为制造混乱，为中共提供可乘之机，使得中共可以利用合法手段颠覆国府，在国统区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得“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中”。美国人中意的那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其实既不懂自由主义为何物，奉行的也是传统的集体主义而非西式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且其组织早被中共渗透，到最后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成了中共的别动队。连美国人垂青的地方实力人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淮海战役后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竟然建议蒋介石交出军政大权以作和谈准备，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任总司令负责军事，李宗仁代理总统负责政治。在其鼓励下，李宗仁在共军过江前悍然出来逼宫，但他当上代总统后，老美却又始乱终弃，拒绝援助（详后），使得国府的半壁江山垮得比南明还快，蔚为奇观。

待到美国人捣乱的恶果开始显示出来后，他们便决定从中国“脱身”。 1948年初，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乔治•凯南建议：“尽快解除我们在中国所承担的不健康的义务，设法恢复我们对那里局势的超脱和行动自由。” 6月1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指出现时美国所进行的最好策略是“忠告和敦促”，而不是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深入卷进去。从1948年7月起，美国政府内部讨论了中国问题，认为如果继续对华援助“会把美国直接牵入中国内战中”，“会连累美国政府”，“其代价是无法低估的” 。 1948年9月17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制定了《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认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的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政府不能这样拿美国的声誉和财力去赌博”。因此，“当我们卷入的事情已经明显是输局时，必须心甘情愿采取减少我们损失的措施” 。 1949年1月11日，它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并由杜鲁门总统于2月4日批准执行。

据此，美国开始撤回已给国府的援助，并拒绝提供进一步援助。美国联合顾问团在成立了仅仅两个月后，即被召回国。 1949年1月26日，美国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次日又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美国也拒绝了蒋介石一系列增加美援的请求，就连宋美龄亲自到美国去秦廷哭师也无济于事。在平津易手之际，美国不顾蒋介石的恳求，下令撤回在平津的美国侨民800多人，为士气民心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不但美国政府决定坐视中国陷落，就连军人也如是主张。美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唯有一项无限制的美援政策，包括直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以阻止共产党南进，才能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在华南保待立足点，以对抗共产党的挺进，然而这样的政策我是决不主张的。” 就连原来力主援华的魏德迈将军到后期也认为，继续对华军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深获司徒雷登好感的李宗仁上台，也未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他要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或至少5亿美元，帮助他抵抗共军渡江。司徒雷登却拒绝了。 1949年3月，刚组阁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请求美国给予二至三亿美元的援助，以维持其贷币稳定，否则政府不能巩固，也无法和共产党谈判。美国国务院回电告之：财政赤字乃内部问题，不能靠外援解决。

就连在口头上表示一下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政府都不愿干。李宗仁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其政府，都被美国人断然拒绝。 1949年1月23日，李宗仁派甘介侯去见司徒雷登，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务院回电指示司徒雷登拒绝。 2月9日，美国驻广州公使请示国务院，他是否可以与广州的各团体作非正式会晤，并发表公开讲活，国务院回覆道：“相信美国政府的一个公开声明或即使由你发表的声明能获得有益的效果，似乎是不现实的。抵抗共产党的前进只有在中国人自己的努力的基础上才有效果，而不能依靠来自中国之外的声明”。美国驻天津领事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对一个已经完蛋了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就连司徒雷登也反对发表此类声明。

1949年4月17日复活节，李宗仁建议司徒雷登邀请英、法、澳等国驻华大使为他举行茶会。在茶会上，李宗仁表示他并不要求各国给予物质上的援助，只要求各国“表明态度”，予以“道义上的支持”，这样“既可给与共产党谈判的政府代表相当大的鼓励，也可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李宗仁还拿出中共提出的和谈草案，表示国府不能接受这些条件，但如果盟国连“道义上的支持”也没有的话，他就准备接受共产党的和谈草案了。但司徒雷登事前已与其他三国大使商定，由他发表了简单谨慎的讲话，除对李宗仁的处境表示“同情”外，竟将李宗仁的要求“完全搁在一边，显然回避一切问题”，使得李宗仁终于意识到“西方已决定袖手旁观，眼看中国政府的垮台了”。

1949年5月，李宗仁又派秘书甘介侯赴美，最后一次争取美援。甘带去李宗仁致杜鲁门的信，信中对美国过去对华政策极尽颂扬，并承认国府目前所处的窘境应归咎于当时政府的失误，说明对于他将进行的改革和抵抗共产党进攻的行动，美援仍是“不可或缺的”。只要美国提供援助，美国提出什么条件他都可以接受，美国以任何方式进行监督，他都不会认为是干涉内政。与此同时，李宗仁又通过司徒雷登，请求美国发表支持他的政府的声明。但杜鲁门以傲慢无礼和冷漠的态度接见了甘介侯，非但不理会李宗仁的请求，还说自己是密苏里人，只重视认真干实事。谈话未完他起身就走，使在场之人极度难堪。

神州陆沉后，美国又准备抛弃台湾，不但由杜鲁门总统宣布不介入中国内战，国务卿艾奇逊还在公开演说中未把韩国与台湾列入美国的防御圈，诱使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发动韩战。至此，美国才被迫再次卷入国共冲突，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制止了共军对台湾的进犯。从头到尾，美国人显示的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麦卡锡辈后来追究民主党政府“丢失中国”的责任，我个人觉得确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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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补充的是，2009年C-Span Cable Network请64位美国的顶级历史学家根据公众说服力、危机领导、经济管理、道德权威、国际关系、行政才干、与国会的关系、眼光、人权以及总的表现等指标；为42位美国总统排座次。那个丢掉中国的白痴总统杜鲁门竟然被他们排为美国第五位最伟大的总统，仅位于林肯、华盛顿、弗兰克林•罗斯福与西奥多•罗斯福之后！气死老稀的是，那位据说是搞垮了美国经济的克林顿总统也被排为第15名。克林顿排第几，我倒毫不give a damn，但丢失中国的历史罪人杜鲁门竟然排为第五，不能不令我怒发上指冠。

不仅如此，人们只知道谴责麦卡锡主义，却忘记了若不是右派大肆鼓噪，杜鲁门、艾奇逊等人也就不会毅然决定出兵北韩，令斯大林跌碎了眼镜，因此，虽然中国因为出兵北韩而对朝鲜人民负了沉重的道德债务，咱们还是毕竟通过自己的牺牲换来了美国右派的鼓噪，从而间接地拯救了南韩人民和台湾人民。而参议员麦卡锡、尼克森等人的这一功绩，起码不应该为南韩和台湾人民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