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文革中自杀身亡

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张宗燧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父亲张东荪曾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母亲吴绍鸿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其兄张宗炳曾经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燧本人曾经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弟弟张宗颖是社会学家，妹妹张宗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看法和当今国际社会的看法，这一家人，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做子女的，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人，是一个令人尊敬和羡慕的上层社会的家庭。

然而，在毛泽东发动的“毁灭文化”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家人全部遭难：张宗燧的父亲张东荪、兄长张宗炳同一天被关进秦城监狱，张东荪最后死在秦城监狱，张宗炳关押7年，精神失常。妻子刘拙如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被监禁近一年。弟弟张宗颖、弟媳吕乃朴在遭批斗后双双自杀。大侄儿，其兄的儿子张鹤慈，在天津茶淀“劳改农场”被关押16年；小侄儿，其弟的儿子张佑慈，被判刑15年！张宗燧本人则于1969年6月30日自杀身亡，死时年仅54岁！

张宗燧之死，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张宗燧太优秀了。中国古人有句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张宗燧从小就天资聪颖，5岁上学，曾从初中二年级直接跳级到高中二年级，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无论在国内读书，还是欧美留学或工作，都是非常受人喜爱、尊重的顶尖人才。这样的人才，在中国这个“妒嫉心”极强的国民中间，必然成为被排挤、打击的重点对象。

1930年，15岁的张宗燧，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受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指导。1934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同年报考庚款出国留学。1935年，物理专业名额仅一人，吴有训老师建议他改考天文专业，张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美国庚款，后去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张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时国际学术水准，在数学和理论物理方面，欧洲高于美国；于是他放弃“美国庚款”，次年报考“英国庚款”数学专业，第四届“英国庚款”数学专业录取两名学生，一为许宝騄，一为张宗燧。

1936年，张宗燧到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系，受业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福勒，两年发表7篇论文，获博士学位，开始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崭露头角。1938年，福勒荐张宗燧去丹麦尼尔斯·波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发源“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他有幸会结识狄拉克、泡利、罗森菲尔德、维克、莫勒、威尔逊等人。在这些现代物理学先驱人物的影响下，张宗燧进入量子理论最前沿的研究。

尼耳斯·玻尔是当时全世界最知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张宗燧一到丹麦，就直接住在尼耳斯·玻尔家里。当时，尼耳斯·玻尔的儿子阿·玻尔在上中学，两人年轻人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尼耳斯·玻尔十分欣赏张宗燧出众的才华。1939年1月，尼耳斯·玻尔在一封推荐信中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他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水平，并且还能最透彻的理解其物理内涵。”1939年春，张宗燧来到瑞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指导下研究理论物理，半年后又回到尼耳斯·玻尔身边，写出了他第一篇理论物理学论文，在《剑桥大学学报》上发表。

1939年秋，欧洲局势严峻，年仅24岁的张宗燧，受中央大学之聘回国，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在重庆任教的6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和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9篇论文，受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1945年，抗战胜利，经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推荐，张宗燧再次赴英工作，时年30岁。1946年至1947年的一年间，他在剑桥大学完成4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继牛顿之后英国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的支持，狄拉克安排他讲授场论。张宗燧成了在剑桥大学开课的第一个中国人！鉴于他在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他被吸收为为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50年版）。

1947年，狄拉克推荐张宗燧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作短期研究。1948年，他应邀到费城的卡内基高等工业学校任教；由于签证的延误，同时北京大学又向他发出了聘书，所以，他于当年秋天回国到北大任教。回国后，完成的《合乎相对论的场论》一文，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

第二，张宗燧太诚实了。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对政治一窍不通。他最愿意做的事，就是一心一意做学问，没有心计，没有城府，有话直说，不会察言观色，不会阿谀奉承，不会人云亦云，不唯上，只唯真。这样的人，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发动的历次强迫人讲假话，非讲假话不可，不讲假话不行的政治运动中，必然成为重点排挤、打击的对象。

比如，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张宗燧不同意，说美国的科学非常厉害。遭到同事反驳后，他又辩解说：“如果非要说美帝是纸老虎，那也是厚纸做的。”又比如，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又不同意，说“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研究”。因为他在欧美留学和工作过，在欧美发表过很多科学论文，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在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批判为“不爱国”。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检讨，总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

1952年，张宗燧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的4年期间，张宗燧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9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做出了贡献。

时值“反美亲苏”的政治时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校方安排张宗燧去做教辅答疑工作。张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个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仅不以中国有如此自信的优秀人才而感到高兴，反而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击。幸好苏联专家早知张宗燧的学术水准，对张宗燧敬重有加，不仅转而推荐张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竞精诚合作，相得益彰！这让很多人心里很不舒服！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提出要见张宗燧。当英菲尔德听说张宗燧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大呼浪费人才。1956年底，中共有一阵子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华罗庚建议调张宗燧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1957年，张宗燧就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张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着重力进行研究，前后发表20多篇论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候伯宇、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据著名数学家陆启铿回忆：“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虚假之风逐渐从工业、农业扩大到技术科学的领域。例如，有的科学家从理论上证明可以亩产 30万(或50万，记不清了)斤。数字上也有人提出‘微分方程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口号。”“我发现张宗燧先生是一位诚实的科学家。他没有为当时浮夸之风所动，没有提出大跃进式的高指标、搞虚假的报喜，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虽然他研究的色散关系是当时理论物理最前沿的问题，但他没有说已经超英、赶美，是世界第一流等。”

“作为一个诚实的科学家，张宗燧先生对学术见解，自己怎样想就怎么说，直言不讳，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他平时讲话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饰。例如，在大跃进期间，他和数学所的许多人一起去参观徐水人民公社的万头养猪场，回来后大家开会谈体会和所受教育时，他却说，为什么那里的猪那么多，而菜市场上却买不到猪肉？这当然引起大家对他的批评。又有一次，在大跃进开始以后，中、苏关系出现紧张，并日益恶化，在数学所开的一个会议上，大家批判苏修的技术、科学是‘老、大、黑、粗’。他却说，不要以为苏联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领域是很好的，这当然又招来一阵对他的批判。”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宗燧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尼耳斯·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来中国讲学。张宗燧在哥本哈根时，与阿·玻尔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张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张宗燧从不过问家务，不知道天下有布票之说，于是随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竟是“里通外国”的大罪行，受到严厉批判！

陆启铿还谈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张宗燧揪出来，在身上挂上牌子(或者是戴高帽子，或者两者兼有，我记不清楚了)，在从前的计算所与数学所的大楼前面开了一个斗争会，然后由红卫兵押送他在中关村游街示众。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他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也是上班去劳动(打扫卫生)。我很奇怪，我说‘张先生，天气那么热，为什么还穿大衣？’他说‘陆启(铿)啊陆启(铿)，我快要死了!’我大吃一惊，正想问他‘你得了什么病如此严重？’但后面来了一些小孩，向他投掷小石头，口里还骂着难听的话，有的石头落在我身上。我赶快离开他。以后我上班总绕路而走，避免和他相遇以免受袭。”

张宗燧本认为，从事学术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他得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以入眠，身体逐渐衰弱。而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法忍耐。一个天分极高的学者，一个在国际学术享有盛誉的学者，一个极为自尊的学者，一个极有可能为中国物理学作出更大贡献的学者，竟然变成了象“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天上地下的巨大反差，使他陷入极度绝望之中。最后，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辉煌而又短暂的一生。

第三，他有一个在政治上跟毛泽东不一条心的父亲张东荪。这是这一家人在中共统治下惨遭迫害最重要的原因。

张东荪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化人之一，曾经是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曾经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之一，当过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国共内战中，为了防止北平毁于战火，张东荪在国共双方之间奔走，最后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因此，毛泽东曾有“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之说。

但是，张东荪反对马列。1931年，他在《道德哲学》一书中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一大污点”；1946年，他在《思想与社会》一书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的专政”；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中，他亲笔抄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还是绞刑。”

张东荪还主张在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认为不能忽视西方，特别是美国。据叶剑英的养女、中国著名记者戴晴讲，1949年9月30日，中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投票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共有576 人参加投票，毛泽东只得575票。毛泽东本人投了自己赞成票。毛泽东断定，那位不选他的人，就是张东荪！

1952年毛泽东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无论怎么检讨，就是过不了关。毛泽东讲：“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张东荪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被免去在中央政府中的一切职务，被开除出民盟。1958年被赶出北大，1968年，82岁的张东荪被关进秦城监狱，最后死在秦城监狱！

张宗燧有这么样一个父亲。在毛泽东时代，也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时代，其全部的厄运，就尽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