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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是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至今脍炙人口的三权分立的理论就是由他提出的。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柏烈德庄园(Chateau de la Brède)。那时候他的名字是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孟德斯鸠的祖父曾任波尔多议会议长，后由他的伯父继承。1716年他继承了伯父的这一职位，并承袭了伯父“孟德斯鸠男爵”的尊号，所以，他的名字成为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Montesquieu。从1728年起，他到奥匈、意、德、荷、英等国作学术旅行，实地考察其社会制度和其他情况，1731年回国后专门从事著述。1755年2月10日病逝于巴黎。
他的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1721)、《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论法的精神》(1748)等。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对世界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一书中，他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他说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他颂扬英国的君主立宪，认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互相制衡，是公民自由的保障，他同时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等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些因素。
孟德斯鸠的法律、政治和社会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有极大影响。
孟德斯鸠与同时代的伏尔泰一样，对中国非常关注。孟德斯鸠反对法国传教士美化中国的倾向，从而也与伏尔泰观点相左，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和制度十分推崇。孟德斯鸠从所阅读的各种材料和自己与旅居巴黎的中国人黄某的谈话中，了解中国制度和社会，了解到中国有饥荒、酷刑、弃婴等许多弊端。
下面所选的是《论法的精神》中所有论述有关中国的材料。在这一书中，孟德斯鸠对中国有着许多深刻的论述，这是伏尔泰所不及的。下面仅举几个例子：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他把中国朝代的不断变更看做中国帝王奢侈、腐化的结果。在开国初的少数几个君主时期，因他们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体会到品德的益处，从而反对淫逸。但其后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逸乐的俘虏，皇室衰微下去，直至这一朝代被推翻，而新兴起的朝代又走进同一循环之中。
孟德斯鸠还正确地指出：“他们(中国的立法者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
论中国的政体、法律、道德及其他选自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标题系编者所加。小标题系原有。 编者注
中国的奢侈
有些国家，由于特殊理由，需要有节俭法律。由于气候的影响，人口可能极多，而且在另一方面生计可能很不稳定，所以最好使人民普遍经营农业。对于这些国家，奢侈是危险的事，节俭的法律应当是很严格的。因此，要知道一个国家应该鼓励或是应该禁止奢侈，首先就要考查那里人口的数目和谋生的道路二者间的关系。在英国，土地出产的粮食可以供给农民和衣物制造者们食用而绰有余裕，所以它可以有些无关紧要的工艺，因而也可以有奢侈。法国生产的小麦也足以维持农民和工人们的生活，加之对外贸易可以输入许多必需品来和它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交换，所以用不着惧怕奢侈。
中国正相反，妇女生育力强，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无论怎样垦殖，只可勉强维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国，奢侈是有害的，并且和任何共和国一样，必须有勤劳和俭约的精神。人民需要从事必需的工艺，而避免那些供人享乐的工艺。
中国皇帝们的美丽的诏书的精神就是如此。唐朝一位皇帝说：“我们祖先的训诫认为，如果有一男不耕，一女不织，帝国内便要有人受到饥寒 ”谕旨，见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2卷，497页。 原注(以后的注释中，凡未注明的均为原注)依据这个原则，他曾命令毁坏无数的寺庙。
第二十一朝代的第三个皇帝(明永乐帝,译者注)在位时，有人把在一个矿山获得的一些宝石献给他，他命令关闭那个矿山，因为他不愿意为一件不能给人民吃又不能给人民穿的东西，叫人民工作、劳累。
建文帝参见《中国史，第二十一朝代》，见杜赫德的著作第1卷。说：“我们很是奢华，连老百姓不得不出卖的儿女的鞋子也要绣上花。”《谈话》，见杜赫德的著作第2卷，418页。用好些人来替一个人做衣服，这是不是使许多人免于缺少衣服的办法?一个人种地，十个人吃土地的出产，这是不是使许多人免于饥饿的方法?
(第102~103页)
中国因奢侈而必然产生的后果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22个相连续的朝代，也就是说，经历了22次一般性的革命 不算无数次特别的革命。最初的3个朝代历时最久，因为施政明智，而且版图也不像后代那么大。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政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逸，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逸的有害。但是在开国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
(第103页)
中华帝国
对于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人们可能有所非难，所以我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必须加以回答。
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么，我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便毫无意义了。
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杜赫德在其《中华帝国志》(第2卷，134页)中说，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
加之，我们的商人从没有告诉我们教士们所谈的这种品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的掠夺行为。参见郎治及他人的记述。
我还可以举出知名人士安逊勋爵作为见证。
此外，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下几个亲王，因为他们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也就是无情地 对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
我们还有德麦兰和巴多明神父关于谈论中国政府的书简，在读了几个很合道理的问答之后，奇异之点便都消逝了。
是不是我们的教士们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呢?教士们自己就是在受着〔教皇〕单一的个人意志的统治，所以在印度诸王的朝廷里，他们也极愿意看到同样的统治。因为，他们到那里去的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变革，那么要说服君主们使君主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够做，总比说服人民使人民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忍受，要容易些。在杜赫德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教士们如何利用康熙的权力去塞住官吏们的嘴巴。官吏们老是说，按照中国法律，外国人不得在帝国内设教。
然而，就是在错误的认识本身中也常有某些真实存在。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发生了有力的影响，并产生了各种奇迹。
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在那里，君主不能像法老一样地说：“让我们明智地压迫他们吧!”而是只能归结到尼禄的愿望：希望全人类只有一个首领。中国虽然有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远地繁殖下去，并战胜暴政。
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五五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壮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来，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宝座。
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这是事物的性质自然的结果。人口这样众多，如果生计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纷乱。在别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不像在中国那样，君主受到急剧的显著的警告。
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中国虽然有弃婴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却天天在增加参见一总督主张开荒的奏议，见《耶稣会士书简集》，第21辑。，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劳动，使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的生活。这需要有政府的极大的注意。政府要时时刻刻关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劳动而不必害怕别人夺取他的劳苦所得。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
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的中国的那些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