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遣返的资本家父亲

　　　　　　　　　　　　　　　　·王宗禹·
　　我的父亲王桂芳，后改名王馨圃，１９１１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照旺庄乡大陶漳村 。我的祖父是一名乡村教师，家里有几亩地和７棵梨树。父亲弟妹共六个，父亲是老大， 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祖父靠教书为生，家里没有人种地，土地就租出去了。父 亲从小读了九年书，十几岁就到东北吉林市一个水果店学徒。后来回到老家娶了我母亲， 我母亲家是本县望岚口村的。我姥爷后来到北京做小生意，开了个肉铺。姥爷家没有男孩 只有两个女儿，从别人家过继了一个男孩。姥爷把我的父母叫到北京继承了他的肉铺，父 亲没有一直卖肉，而是与别人合伙开了个饭馆。再后来他自己独立开了个粉坊。
　　龙口的粉丝是很出名的，父亲找了几个胶东的有手艺的老乡一起做粉丝生意。在西直 门外租了一个院子，置办了一些工具，石磨、炉灶、牲口、大车等，取名宏兴粉坊。父亲 既是经理又是会计。凭着这个小买卖把我祖父祖母接到了北京，母亲先后生养了我们七个 孩子。我行四，上面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
　　从１９３０年代到北平解放，生意一直平平淡淡地做着，家里孩子多，生活并不富裕 ，解放后，头几年也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到１９５６年，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 就是公私合营。所谓公私合营就是政府派人来把所有的资产折算成货币，称为定股，然后 按照定股的年息百分之五领取利息，称为定息，规定领取十年，之后全部资产就归政府所 有了。
　　定股的多少完全由政府一方说了算，我家的定股是１５７３元。我家每个季度可以到 银行领取１９。６６元的定息。按照规定，定股达到１５００元就算资本家，１５００元 以下是小业主。于是父亲就有了资本家的身份。一方是政府称为公方，一方是资本家称为 资方，厂子由政府派人来当厂长，父亲被安排当副厂长，后又降为生产股股长。同时还安 排父亲做了海淀区工商联主任。父亲的月工资是６２元，工商联主任没有薪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既是工厂的当权派（虽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权）又是资本家 ，首当其冲就成了斗争对象，被斗，被打，被剃头，被抄家。后来有传言，要将地富反坏 右等五类分子赶出北京，父亲是资本家，算是民族资产阶级，属人民范畴，似乎不在此列 ，没想到还是没能逃脱厄运。
　　厂里的一伙人告知父亲已经被列入遣返名单，９月９号离开北京，押送回原籍。厂里 送来一些草绳捆绑行李用。户口被提前办理了迁移手续，我姐姐早已参加工作，在新疆石 油系统的勘探队，她的不到两岁的儿子在我家里；大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在长沙无线电工业 学校工作；二哥在北京林学院上大一；我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大妹在北京女八中上 初一；二妹上小学，还有一个小妹很小的时候过继给了我在成都的叔叔（他没有孩子）。 户口本上的７个人只留下我一个，家里的房子被封了，我好不容易把户口落在北京一个远 房舅舅家。
　　９月９号厂里来了一辆大卡车，下来一的伙人为首是一个叫胡全发的，要押送我们这 一家人去火车站。街坊四邻不少人来围观。胡全发恶狠狠地推了父亲一把，要他跪下，父 亲顺从地跪下，又叫我爷爷也跪下，爷爷也跪下了。胡全发对父亲翻起了旧账说，你叫我 们工人干活你在一边掐着表，还摆资本家的派头。你算什么东西！然后叫我母亲去找白布 和笔墨，然后对父亲说，你写！父亲说，写什么？姓胡的说，你自己说，你是个什么玩意 ？看着胡全发气势汹汹的样子，此时父亲想什么我完全能猜到，他怕挨打，尤其是当着老 父亲，妻子儿女和街坊四邻的面挨打，那将是一个极其不堪的场面，他唯一的选择是顺从 。父亲沉吟了片刻说，我是个“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行吗？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 胡说，行，你就这么写。于是父亲在白布上写了“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母亲被命令把 白布缝在了父亲的后背上。又在另一块白布上写了“老资本家”，缝在了爷爷的后背上。
　　父亲在我眼里是个不敢亲近的人，平时父亲对我很严厉，有时我在外面和玩伴儿打架 ，人家找到家里；或者因为玩皮球打碎邻居家的玻璃，我还没少挨父亲的揍。加之父亲资 本家的身份使我们做子女的在学校受到歧视，心里也有些怨恨，有时还会幼稚地想，为什 么父亲要做资本家呢，为什么不做工人呢？
　　同时我也从平时生活的细节上感觉到父亲对我们是疼爱的，他是个非常本分、待人厚 道的人，辛苦挣钱养活一大家子人很不容易。此时父亲要走了，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跨 了两步到他面前想说两句什么，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喃喃地说，回去好好的。父 亲说，我知道。我还想说，以后我回去看你，没说出口，胡全发等人就催着走。父亲走了 ，被人押着，母亲，爷爷，还有妹妹抱着我的外甥，一同往外走，街坊四邻让开了路，我 看到父亲蹒跚地走，后背上有一块飘忽的白布。没想到这竟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
　　一家人到了火车站，一伙红卫兵检查行李，一辆准备托运的自行车被没收了，捆好的 行李也被打开，几件旧绸子被面改做的棉袄也被没收了。
　　农村老家还有几间破败的草屋被生产队用作仓库，腾出来了。父亲下地干了几天农活 便病倒了，先是吃不下东西，后来出现腹水，肚子像鼓一样，在家里躺了几天越来越厉害 ，母亲向生产队要了一辆马车送到了十几里地的县医院。家里剩下１４岁的大妹燕鸣和１ ２岁的二妹燕南，还有７０多岁的爷爷以及不到两岁的外甥晓葵。燕鸣每天下地干活，燕 南在家里做饭，照顾爷爷和外甥。
　　父母走了多日没有消息，当时没有电话和任何通信手段，燕鸣不放心走着去了县医院 ，得知母亲已经送父亲去青岛了。我不知道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怎样把父亲送 到青岛的，后来听母亲说青岛有个远房亲戚帮着把父亲送进了医院，到医院看病还要报家 庭成分，那个亲戚还帮忙谎报了父亲的成分。医生开始说是肝炎，后来又说可能是肝癌， 没办法治，你们走吧。就这样父亲又回到了大陶漳村。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说想吃葡萄，本家叔叔（王桂秋）骑着自行车跑了十 几里地到外村找到了葡萄。父亲吃到了葡萄，但是生命也走到了尽头。１１月２８日父亲 口吐鲜血撒手人寰，是年５５岁。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