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回忆抗战初期广东地区的国共和作

八年抗战的八年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但是中国人抗日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就是为了抗日。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广东的武装只剩两支，一支是海南岛冯伯驹的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万泉河就是这段历史；另一支是古大存领导的海陆丰一带的东江红军。中共1936年在广东各地陆续恢复组织重建，并建设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但这种合作在基层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国民党政府与地下共产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合作抗日：国民政府是公开的，共产党是地下的；国民党出钱，共产党动员底层民众。 

抗战开始，广东有八个抗日救亡团体。母亲刚上女子师范中学时，参加了《救亡呼声社》。日寇轰炸广州，学校都搬到乡下，当时西樵山附近有三所学校，一个是母亲所在的女子师范，一个是仲恺农校，还有一个母亲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三间学校的许多抗日学生星期六到官山墟宣传抗日，演抗日话剧，唱抗日歌曲。38年1月，八个抗日团体联合成青年抗日先锋队，这是国民政府下的合法组织，也是共产党外围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母亲在38年9月底递交了入党申请。 

卢沟桥事变后33天，日寇就占领了珠江口的荷包岛，38年3月日寇又占领了三灶岛，屠杀了岛上鱼弄村所有村民368人，在岛上修建机场，机场修好后又日寇又杀害了所有修建机场的民工。三灶岛至今还有万人坑。日寇飞机从这个机场起飞轰炸广州和广九铁路。10月12日，日寇登陆大亚湾。14日，学校停课。母亲回到广州，15日参加了晚上抗日火炬大游行。游行到国民政府，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李汉民发表抗日讲话，成立第四战区抗日动员委员会。随后几天，母亲参加了抗日先锋队活动，在广州长堤演讲，宣传保卫大武汉保卫大广州。在广州西濠口动员抗日献金。到永汉电影院餐厅开会，声援北方抗日团体，反对国民党政府查禁那些团体。 

就这么轰轰烈烈的过了几天，母亲碰到同学蔡佩仪，说是去西湖路。母亲跟着去了，也不知道是游行还是集会，去到才知道是报名参加抗日游击队，母亲当下就报名了。报名以后就到河南（不是河南省，而是广州珠江南岸那部分城区）集中学习，分到第133队，学习抗日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10月20日半夜，忽然集合出发，原来广东省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撤离广州，市民也开始逃难。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133队分于10月20日半夜分为三部分撤出广州，母亲当时是毫无准备，身边换洗衣服都没带。母亲跟的那部分沿西江走，出三水、西南、到马坊渡江。队伍里一起走的还有归国华侨，开始提着皮箱，里边有香皂等母亲都没见过的洋货，但是皮箱太重走不动，这些华侨就把皮箱扔了，用一块布把衣物等打个包袱抗在肩上走。当时国民政府给这支队伍每人每月20块钱，但都没发到个人手里，而是部队统筹安排。队伍到了新兴县修整了几天，然后走到云浮。队伍达到云浮县时日寇飞机也轰炸到云浮县城。当时政府认为日本占领广州后会沿西江向广西推进，这个队伍就准备在西江和日本展开游击战。西江是珠江主流，从广西流入广东。队伍又从云浮往西山走。西山是云浮县的飞地，在阳春县内，当时山上还有老虎，队伍在山里走了三天，达到西山。西山当地是客家人，男人背孩子，趁墟，而女人下地劳动，活到80岁都没有趁过墟市。 

队伍在西山就地宣传抗日，同时学习共产党抗日十大纲领。队伍里有广雅中学的学生，还有一个是工会主席，会讲英语。当时母亲和另外一个女生比较矮小，被队伍里的人戏称为两粒豆豉仔，为了是否带她们打游击还有不少争论。 

在西山驻扎了一段时间，没见日寇沿西江上来，队伍又拉到韶关（国民政府所在地）在韶关解散了。愿意回家的政府给路费回家。母亲留在韶关，在韶关西河坝宣示入党，入党介绍人是黎民伟，宣示见证人是梁威林。母亲在韶关参加了国民军十二集团军集训班。当时国民政府有五个游击战区，集训班有许多种，母亲报名参加的是游击训练班，有100人。学习了一个月。当时政治倾向是保密的，但是，每个人的言行还是有倾向性。如政治课老师讲三民主义，应该是国民党那边的人，政治形势课老师讲抗日十大纲领，有共产党倾向。文化课老师何家槐也是左翼倾向。还有一个教日语课的老师，母亲说八成是国民党一边的。国民政府里一些人常常来向母亲他们询问抗日书籍等，母亲很警惕，不敢暴露政治倾向，后来共产党游击队公开活动以后，才发现这几个人也是共产党员。不过当时处于地下状态，谁也不知道谁的政治身份。 

训练一个月以后，游击训练班分成五个政治工作队，每队20人，分赴中山、从化、惠阳、东莞和新会五个地区展开工作。母亲那一队20人中间，有五个共产党员，当然，共产党身份是秘密的。后来又发展了2个党员，也就是说20人中7个共产党员。这是第一次不用步行，有车送他们出韶关，半道换了船，下船后又开始步行了。有一天住在一个村子里，早上刚出发住地就被日寇飞机炸了，还好队伍起得早避免了伤亡，但村里一位老汉被日寇炸死了。 

政治工作队步行到了道家胜地罗浮山，住到黄龙观。黄龙观里还驻扎着一队国民政府游击队，队长还是个大学生，带着老婆。政治工作队就开始政治工作，宣传抗日，但是这支国民党游击队懒懒散散，爱听不听，没有一点抗日意识，工作队觉得在黄龙观搞政治工作是对牛弹琴，特没劲。于是又分为2－3人一组，分头下山建立军民合作站，支援地方抗日活动。母亲那组到了兰石，当地的抗日组织有华侨回乡服务团、两财队（领头的两人名字里都有“财”字），青年学生赈济会等。这些抗日组织经费都是海外华人资助的，也有海外和香港回来的中国人。军民合作站与这些抗日团体一起组织后勤工作、群众宣传工作和敌情情报工作。博罗县有国民政府游击区指挥部。其中政治部张主任也是共产党人。 

1941年1月14日皖南事变。时值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41年春节前，华侨服务团要在新竹塘开会，会前一天晚上有个黑黑瘦瘦的人给华侨服务团的人塞了一个小字条，就匆匆走了。字条说国民党要一网打尽华侨服务团。当时团里人就觉得逃跑了不是个事，干的是抗日工作，不能无缘无故解散逃跑呀？于是决定其它团体的人各自回自己的团体，只是华侨服务团独自举行会议，而共产党人都把相关书籍和资料烧了。果然，会议时被国民党部队一举围捕，华侨服务团20多人都被抓到韶关。工作队和其它抗日团体就在海内外呼吁国民政府释放华侨服务团的人。国民政府迫于海内外压力，最后把这这些人都释放回来了。对我母亲来说，这是有名的博罗队事件。文革被审查的时候，就是审查的这件事。我母亲回忆说，后来和战友们谈起，觉得晚上走夜路从博罗县到新竹塘通知防范的应该就是游击指挥区的张主任，而此事起因确实是华侨服务团内部出了叛徒。 

母亲所在的工作组在兰石的工作又扩展到横江。这天，工作组四人从兰石走到横江，他们三个男的走得快，把母亲拉到后边去了。这时，一个陌生的行人向母亲问路，问横江在哪里，母亲说就在前边。那人给母亲一个字条，母亲一看，是给劳欣的。劳欣，是母亲在党内的化名，母亲知道是党组织派的人。这个人叫李江中，是广雅中学的学生。李江中对母亲说，你跟我走。母亲说要不要跟工作组说一声，李说不必了，就推说家里来人好了。母亲就赶上工作队，说家里来人了，今晚不回来了。然后，母亲跟着李江中，来到一个乡村很龌龊的旅店。李江中也很尴尬，这样的旅店显然不能男女两人住下。李江中问，你一般住哪里呢？母亲说，我们一般住在学校。于是，李江中就说，你明天一早来，我做好饭在这里等你。母亲就到学校教室里，把凳子拼其来，把教室门关上，在凳子上睡了一晚。母亲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胆，一个女孩子竟然敢孤身一人呼呼大睡。 

第二天，母亲跟着李江中从横江走到增城县，在佛子庄参加了党员训练班。当时广汕公路是日寇战略要地，日寇经常搜村，抗日游击队都不敢住村里，而是住在山上。母亲的衣物蚊帐被褥等个人用品都还在兰石，组织上安排了人把母亲衣物拿回来，那人用麻袋把好几个人的物品一起挑着走，半路碰到日本军队，把两袋物品都扔了逃跑，结果母亲在山上又没有蚊帐有没有被子，晚上就盖着稻草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