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评毛是开启中国政改的钥匙--铁流先生与党史研究学者陈振中先生18大前的对话 ... ...

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千秋功罪，是端正党风，深化改革不可逾越的政治大事。我十分赞同支持你的主张：“腐尸出堂，头像下墙，批毛正史，促进宪政”。正如你说的“毛泽东思想是百罪之首，万恶之源”，它只能用夺权、造反、搞破坏，不能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党无宁日，甚至世界也无宁日。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把自已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择手段地搞阴谋设陷阱，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使千百万优秀的中共党员和国家民族的知识精英，没有死在对敌斗争战场，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还有，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

    中央纪检部门对毛泽东搞三宫六院，强占良家妇女的违法乱纪、绯闻丑事，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以为常，不敢批评监督，有些人还投其所好，充当 “太监”，为他“拉皮条”提供方便。既然伟大领袖喜好这一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凡是党内的大贪小贪被曝光后，除了经济问题外，几乎都有“包二奶”傍“小秘”的丑闻。上梁不正下梁歪，经济加二奶成了中国腐败的特色。毛泽东这颗毒瘤不切除，必然要在党的机体内扩散，党中央反腐败决心虽然很大，却越反越多，根源就在于此。

    

    铁流：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大流氓，前中组部副部长、任过毛秘书的李锐曾亲口告诉我说：毛泽东这个人太坏，是个双料流氓--政治流氓和生治流氓。他说这个定义不是他下的，是毛泽东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留下的亲笔证词。杨开慧生前，将一些手稿藏在住宅墙壁里，八十年代修故居时发现了，湖南党内刊物上曾予以刊出。前几年湖南来人告诉我，有些要害话被删去，如说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因为她的哥哥杨开智，一九二九年去过井冈山，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娶了贺子珍。当时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东乡六十里的板仓，生话十分穷困，生命危在旦夕，毛泽东两次打长沙都经过此处，就那么一点路也不去看一看，或带回井岗山。省长何键（何健不是省长，是当时长沙市警备司令。笔者注）为报仇才将杨开慧逮捕，逼她登报同毛离婚，她不应允，于是将她杀害。李锐为此写下三首评毛的打油诗：

    第一首：生活流氓政治氓，贤妻早识太心伤；

    莫予毒也杀成性，培养奴才大黑帮。

    第二首：肖三一语三字夸，道破其人品太差；

    其乐无穷拼命斗，家亡国破竟由他。

    第三首：运动频频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

    殃民祸国何时了？文革呜呼晓色开。

我不解「肖三一语三字夸」，夸的什么？原来北京木樨地这幢老旧的高干楼，曾住不少名流，如萧三、王光美等。肖三和李锐老是好友，生前极为气愤地说过毛泽东好滛胡搞，奸污了不少妇女，称其为「鐡鸡x」。难怪茅于轼先生说，毛泽东奸污的妇女有千人之多。应是当之无愧、货真价实的滛棍。

    

    陈振中：毛泽东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迟早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越早越主动。全党，全国人民都希望早日实现邓小平同志的遗嘱。我个人认为，王薄事件的发生发展，为全面评价毛泽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早在2004年“两会”召开期间，关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四位党的领袖是非功过问题，我曾多次上书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但无回音。党十七大召开期间我再次上书，仍无回音。现即将要召开的十八大，我准备再次上书。我之所以一再冒着极大政治风险上书，是因为我是军人、共产党员，一定要讲真话实话，不能因为毛泽东而损害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铁流：我支持你上书，支持你批毛！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工农记者，处于多变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命运，不能不关心国家大事。自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对于新闻出版、报刊媒体的控制比过去宽松了，不再像毛泽东时代，大兴“文字狱”以言定罪，以言杀人。北京大中电器集团董事长张大中母亲王佩英就是“文革”中喊了句“拥护刘少奇，打倒毛泽东”被枪决。历史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中共不要把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在维护毛泽东错误的基点上，改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大，全部改正了，回到民主社会，走宪政之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如果再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三十多年过去了，在重新评价毛泽东这个同题上不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大大的后退了，甚至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区，其头像高悬天安门城楼，腐尸仍躺在广场，中南海大门的红墙上仍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它仍像块顽石横亘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阻碍着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压制着人民的思想，真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啊！

    

    陈振中：是的，但社会、时代总在进步，近十多年来香港和国外出版了许多揭露历史真相的回忆录，很多都关系到毛泽东的罪恶。如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辛子陵的《千秋功罪—红太阳的殒落》、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还有你主办的民刊《往事微痕》，均为重新评价毛泽东开启了前奏曲，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现在如果你去图书馆或挡案馆，有机会看到一些原汁原味、没有经过整容的党史资料。特别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撰写的回忆录，揭露了党史中没有记载的东西。在这些铁的事实中，毛泽东亲手策划制造的许多起重大政治冤案，都血淋淋地挂在历史账面上，谁也抵赖不了。虽然迟到的公正无法弥补蒙寃的生命，但却使人醍醐灌顶，一洗蒙蔽我们几十年的有色眼罩，改变了人们对毛泽东原有的认识与看法。毛泽东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害国害党几十年。虽然他尸骨早已冰冻，但历史不能留下空白。

    毛泽东是个陈胜、吴广似的人物，一生醉心于做帝王，视国家如泥团，视人民如草介，好大喜功，想当世界霸主，故拿国家和人民做 “共产主义"的试验品，致使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深重的苦难。远的不说，仅" 发高烧，升虚火"（彭德怀语）的"［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 十年文革"又损失国家约一千二百亿人民币，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经济损失高达一万四千二百亿元。前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见辛子凌《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

    

    到底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军队的缔造者和创始人？

    

    铁流：我认为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阻力是来自中央，中央的阻力又来自第三代、第四代领导核心。在江泽民出版的文集中仍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中共召开的十七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工作报告仍这样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思想到底为何物？就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无产阶级专政"：杀人，杀人，再杀人；穷困，穷困，再穷困！难道这个祸国殃民的 "思想"，真是中共离不开的"护身符"，含在贾宝玉口中的那块 "通灵宝玉"么？不然何以死死抱住不放？

    

    陈振中：江泽民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无原则地吹捧毛泽东，是想通过抬高毛泽东同时抬高自己，水涨船高，浑水摸鱼。否则江泽民怎么会成为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应有自知之明，自不量力，既可怜又可耻。他的继承人胡锦涛总书记违背就任前的评毛诺言，是党内一个地地道道的拥毛派，故十年无作为。由于三代、四代掩盖事实真相，一部中共党史至今仍是伪党史。真正的历史是：陈独秀才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然而半个世纪以来，陈独秀一直遭受着国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分子的不公正的诬陷与批判。时间和历史是公正的，几只乌鸦的翅膀遮不住真理光芒。陈独秀是被污水泼遍全身的伟大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最早的工运领袖、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

    

    十月革命前，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他所办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最先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列主义。“南陈北李”在创建共产党小组时，毛泽东只是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没有入党。

    

    1918年6月，毛泽东经杨昌济（杨开慧之父）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打临工”任助理员，他非常想巴结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名人士，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名学者、名教授。可是，这些著名文人不屑于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的湖南土话，毛泽东想方设法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哲学研究会，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 研究》文章，才有机会与陈独秀攀谈。

    

    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毛泽东发表文章讨好陈独秀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豪末，并且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年于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为了给党的领袖陈独秀拍马屁，喊“万岁！”毛泽东是始作俑者。（摘自︰ 《党史天地》2007年第五期，张家康著︰《毛泽东与陈独秀》）

    铁流：你已对毛泽东头上罩的两大光环：党的缔造者，军队的缔造者，做了相当深入的剖析，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这个人的虚假性和虚伪性。他在共产党的一大至六大，都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自从他上井冈山创立当时中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之后，他在党内的地位就如日中天了。难道他真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吗？

    陈振中：否！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记者沈嘉禄采访了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研究会会长、党史专家丁仁祥。写了《追寻红色起点》的回忆文章，追寻了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后真实的党史。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同年9月9日，毛泽东擅自发动了攻打浏阳的“秋收起义”，6000多起义部队只剩下1600多人，撤退途中在芦溪再走“麦城”，兵员又减员500多人。他被撤消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委员的党内职务。走投无路，遇到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他向毛泽东介绍说：“退到安源，不如到井冈山去，那里藏得下千军万马，我还有两个结拜兄弟在那里，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袁文才，江西永新县人，清末的文人，1926年入党，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他和王佐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当时，袁、王的两支部队加起来有三个团的兵力，比毛泽东当时不足千人的兵力多数倍。

    

    毛泽东是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他在自传中极力美化自己，本来是是自己走投无路，两次写信，恳求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者共产党员袁文才收留，进入人家的根据地，然后篡位夺权，把他们杀掉。他在自传中却颠倒是非，说袁、王是“盗魁”加入他领导的红军，并且把杀害袁、王的罪行推给 “农民”。

    

    袁文才和当地干部看不惯毛泽东打家劫舍，嗜杀成性的痞子行为，却不敢公开反对。和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的共产党员陈浩，企图带着自己的队伍脱离毛泽东，被追回后，当众处死。

    

    铁流：据史料记载，毛泽东杀了袁文才和王佐，夺取了井冈山的领导权，但他并不满足，为了实现自已更大的狼子野心，他仿照斯大林的做法，在党内和军内实行大清洗，大开杀诫，消灭异已，在党史和军史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ＡＢ团”事件。

    

    陈振中：是的。毛泽东在井冈山先后篡夺了袁文才、朱德、彭德怀三支红军队伍的领导权，由溃不成军的数百人的小头目，一跃成了统帅四、五两支红军的前委总书记。可他并不满足，眼睛一直盯着赣西南的东固根据地。红色江西根据地的领袖叫李文林，是个读过私塾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根据地有一个军兵力——红二十军。1929年2月，毛泽东统领的红四军来到李文林创建的根据地首府东固，李文林热情地接待这批“阶级弟兄”们。毛泽东恬不知耻地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上级。江西的共产党人当然不服，毛用恐怖手段镇压，四个江西根据地领导人被宣布为“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这是以革命名义铲除异己，第一批被毛杀掉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夺权而杀害自己的同志，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党中央并没有授权毛泽东管辖江西红军。当时，党中央与江西之间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书信往来汇报。毛、刘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中央巡视员江汉波，冒江之名写了“陂头会议”的报告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党中央发现上述情况后，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并指派蔡申熙为军长，毛用手段打击蔡，不让他就职，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让他的连襟刘士奇当政委。党中央没有办法，4月3日发通知给全国红军，措词严峻地命令他们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中央：“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特别批评了毛泽东擅自编管江西红军的行为。红色江西根据地的人民因为有党中央4月3日的指示，开始反对毛、刘的统治。毛、刘宣布反抗是由AB团领导的。（AB团名词来自苏联，AB是ANTI- BOLSHEVIK的缩写，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不到一个月，几千个所谓“AB团”和反动“地主富农”就死在毛的屠刀下。

    

    毛泽东打“AB团”是从红军开始的。1930年11月，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有人能逃走。他首先宣布彭德怀的红五军有“AB团”组织，为首的叫甘棣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企图抵制毛泽东的兼并，逮捕和大屠杀从此开始。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一年多以前曾把他选下台，借打AB团之机，也要大开杀戒。据萧克将军回忆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的时候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就这样滚雪球，越滚越大。在江西根据地有数万人被杀，光从红军内就抓捕“AB团”分子一万多人，大多数被杀。毛泽东排斥异己，公报私仇的目的终于实现了。毛泽东整完红四军，红五军，又转向红色江西根据地。他给李韶九一张名单，上面都是开会把他的连襟刘士奇赶下台的共产党人。毛说：李文林领导召开的哪个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是反毛泽东的。他下令，要全部扑灭，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把他们杀掉，哪个区域不捉不杀，哪个区域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必是“AB团”，就可以把他们捉起来讯办。

    

    12月7日，李韶九来到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晚就抓人用刑。大批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无辜群众被血腥镇压。暴行引发了一场公开反对毛泽东的兵变——就是党史中的富田事变。一个名叫刘敌的军官曾经写信给党中央：“中国共产党和临时政府主席是向忠发同志，而毛泽东总是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出布告”，还说毛泽东是“阴谋家，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12月12日，刘敌集合部队救出一大批被关押准备杀害的同志，在富田召开反毛泽东的士兵大会上，出现“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和声讨毛泽东罪行的报告。李韶九逃跑了，后来死在复仇者手中。其后江西党组织派代表和受迫害的同志到上海汇报，给中央看他们的遍体鳞伤。但是，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莫斯科的指示，昧着良心说毛泽东“根本是正确的”。莫斯科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给毛泽东，康生，在莫斯科的指示文件上批示︰“译后退还毛泽东处理”。毛泽东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在红色江西根据地再次掀起杀人狂潮。首先处决了刘敌和其它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游街示众，行刑时，组织基层干部观看。

    

    中共于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因为打AB团有功，斯大林指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虽然当了“主席”，他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是苏区的书记。周到瑞金后，发现毛打AB团、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影响极坏。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反对共产党的统治，街上出现“反动标语”，拒绝使用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反革命势力开始抬头，不到几个月又改变政策，“加紧肃反”。毛泽东又大开杀戒，第一批被杀的就有江西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后，1983年江西有238844人被追认为烈士，大部分是30年代毛泽东打AB团搞肃反扩大化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万里长征”和“西路軍”覄灭的真相

    

    铁流：我翻查党史，历史上还有一大冤案，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西路军河西走廊全军覆没的冤案，你讲讲。

    

    陈振中：１９３５年７月，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到四川阿坝时已溃不成军，只有一万来人。而张国涛和徐向前带领的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之众。当时张国涛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央常委和红军总政委，而且兵力远远超过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十分忌恨张国涛，深怕张国涛夺了自已的兵权。这时在毛的心中已埋下仇张的种子。以至于酿成后来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惨案。这个惨案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

    

    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22日，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当时，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四方面军还有21800人，毛泽东领导的一、二方面军不到一万人。毛泽东进驻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他以中央军委名义，命令四方面军向河西走廊方向前进，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在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

    

    河西走廊一带地势平坦，黄沙遍野，当时，已接近冬季，天寒地冻，四方面军缺衣少粮，没有条件在荒原上建立根据地。另外，在这一带，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魁有骑兵12万人，装备精良。四方面军与“马家军”相比，在数量与装备上相差悬殊，毛泽东的命令等于把四方面军推向覆没的绝境。军令如山，只能服从。

    

    西路军与“马家军”苦战，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红三十军军长均战死在战场，他们的首级被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到最后两万多部队只剩下400多人。西路军有个女子团，有1200人，都是20岁上下女青年，大部分战死。被俘者强迫嫁给“马家军”的军官。

    

    王泉媛，女子团团长，被俘时24岁，被迫嫁给工兵团团长马进昌，马步青认她为干女儿，后来，逃回西安，却三年不收她归队。陈淑娥，孙玉清军长的夫人，被俘后孙玉清被砍头，陈淑娥被迫嫁给马军军官，后来逃回延安，不承认她为烈属，解放后第二次入党，1949年前党龄不被承认。张琴秋解放后是女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自杀。陈昌浩（1906—196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四方面军政委，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回到延安。按照他在四方面军的地位和级别应当与徐向前是同等的，因他坚持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军委路线错误，不被重用，1955年不给他授衔。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凌辱，于1967年7月30日服毒死亡，1980年8月平反。毛泽东在位时，一直不承认西路军幸存者是红军，不享受红军待遇，“文革”中被批斗、挂牌子、游街、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毛泽东在毛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却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最后破产”。

    

    四方面军西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命令，这次行动与张国焘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张国焘已经下台失去指挥权，指挥红四军西进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贯用兵如神，为什么要把四方面军置于风口浪尖上，送到“马家军”的铁蹄下作无谓的牺牲，至今是个谜。是指挥上的失误还是别有用心？令人困惑不解。如果是决策和指挥失误，毛泽东就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做检讨，他不但没有承担责任，反而倒打一耙，在《毛选》中诬陷西路军，被敌人吓倒，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毛泽东死后，徐向前元帅的工作人员朱玉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毛泽东给徐帅多封电报，这些电报充分证明，四方面军西进并非被敌人吓倒，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而是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命令。

    

    2005年凤凰电视台配合丛进的文章，拍摄了多集长记录片《碧血黄沙》——西路军魂。影片编导采访多位四方面军尚健在男女老战士，他（她）们讲述了当年与“马家军”苦战，血染河西走廊的悲壮往事。以及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高级将领黄超被秘密处决之谜。

    

    李特，原名徐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其父是清末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李特1921年考入唐山大学。1924年，经中共中央选送 到苏联留学。192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先后在苏联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发展师哲等多人入党。由于他的英语水平很高，同学门通常不喊他原名，而以英语称他︰“Ｌｅｔｌｅ”，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

    

    1930年回国后，周恩来派李特到鄂豫皖担任中共特委书记、红25军副军长，长征中李特任四方面军参谋长。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黄超等率领四百余名幸存将士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迪化，回到自己的队伍，找到了党；1937年11月，李先念等奉命调延安；李特、黄超等被莫须有地诬陷为“托派”，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李特、黄超既不是“托派”也不是反革命，被杀主要是因为1935年9月11日，在长征路上他们奉张国焘之命追赶毛泽东，劝说他不要北上，和毛泽东发生过争吵。

    

    关于小说《刘志丹》一案

    

    铁流：说起历史上的大冤案，还有一事不能不提起，就是小说刘志丹。６０年代初，就凭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一句话，习仲勋坐牢12年；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坐牢10年，其妻李建彤是小说《60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等7人被迫害致死。另一作者何家栋被打瞎一只眼睛。去年我帮助何家栋遗孀陈倍女士通过香港真相出版社出版了《何家栋文集》，在这部近一百万字的文集中，何先生详谈了此事，毛泽东用“文字狱”手段整人真狠。现在是揭开历史上的封尘，恢复它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陈振中：实际上《刘志丹》案，是毛泽东进入陕甘根据地前，导演的一幕《苦肉计》。刘志丹是一名有才华有抱负的杰出青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后，回陕西故乡。1928年5月，发动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国民军，与高岗、习仲勋等共同创建陕北根据地。1932年至1934年，又先后成立红26、27军，刘志丹为总指挥。1935年，粉碎国民党五、六万人的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管辖陕北22个县，习仲勋任政府主席。正当陕甘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1935年9月，毛泽东这位瘟神来到陕甘根据地。进入根据地之前，毛泽东导演了一幕“苦肉计”——先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逮捕入狱，街上贴了布告，挖好了坑，准备活埋，就在这时毛泽东来了，大喊︰“刀下留人”。不巧不成书，刘、高、习等落难者，有惊无险，被天神毛泽东解救了。据说这是党内左倾分子所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总书记，毛泽东是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当时王明、博古、张国焘都已经没有实权，只有毛泽东大权在握，能指挥一切。“苦肉计”的导演者是谁，不言自明。1936年2月，毛泽东安排刘志丹率领红28军东征抗日。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国民党部队狙击，刘志丹牺牲，终年32岁。刘志丹之死至今是个迷，有人说是毛泽东干的，借国民党之手杀掉刘志丹。５０年代中，高岗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头目，自杀而死，这事成了历史之迷。

    

    “胡风寃案”和“反右斗争” 

    

    铁流：建国以后，毛泽东为了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统治，维护自已的党天下、家天下的封建王朝，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亲自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最早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接着是以“阳谋”为诱饵的“反右斗争”。这些运动彻底消灭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的人格，打断了他们的脊梁。自此人们不敢再说真话，中国再次回到中世纪的愚昧专横的时代。你我都是受害者，应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陈振中：你和我都是运动的经历者，不知发生发展的详情，50年后的今天才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毛泽东为整治有独主见解的知识份子，杀鸡儆猴，亲手制造策划了这桩冤案。先说说胡风冤案吧！１954年7月，胡风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关于文艺问题意见书，怎么也没有想到却把自己和众多亲友送上了政治断头台。胡风是鲸耿之士，为毛泽东所忌恨，为此亲自给《人民日报》写按语：“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有人在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三长联席会议上多次提出，把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法律根据不足。因为案子是毛泽东亲自抓、亲自定性的，权大于法，不唯实，只唯上，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仍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此案涉及2100人，株连者近万人，被捕判刑92人，胡风先判14年，刑期满释放。“文革”中没有任何新罪，又改判无期徒刑，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法律。1988年6月，党中央为胡风平反。他一生为党的文艺事业和正义战斗，终年83岁，其中有24年，是在自己的监狱中度过的。秦城监狱是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专用监狱；像张志新，遇罗克这些小政治犯，是没有资格进这样监狱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死后，他当年的爱卿、爱将、包括他的妻子、侄子都被关进这座监狱，江青就在服刑期间自杀了，不知李纳为其母亲办后事时，是否也会有罗点点的反思与感慨。毛泽东生前有句名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话正好言中了他自己——毛泽东的一生，陷害过许多好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也毁了自己一生的辉煌。

    

    《海瑞罢官》与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铁流：中国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幕后支持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１9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感到群众再也不敢推心置腹地讲心里话，他想通过明史专家吴晗打开万马齐喑的局面。吴晗是个左派学者，一生追随毛泽东，没有想到毛泽东却用他来开刀。1958年吴晗写完《朱元璋传》，就呈送毛泽东审阅，他们之间早有交往。毛泽东通过胡乔木转达他的意见，希望吴晗写关于海瑞敢于讲真活，敢于给皇帝提意见的作品，宣扬海瑞精神，广开言路。吴晗奉命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作品，还编成历史剧在全国上演。毛泽东这个政治流氓一贯出尔反尔，出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需要，在他指使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文章一出笼就给吴晗定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党内外及一切正直人一们的强烈反对。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抵制下，北京市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如此一来、正中毛泽东下怀，毛泽东就借势点燃了“文革”的邪火。

    

    陈振中：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海瑞罢官》性质的争论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营垒，以北京市委彭真、中宣部陆定一为首的一方认为︰《海瑞罢官》跟彭德怀罢官没有关系，即便有错误也属于学术问题，应当本着“百家争鸣”方针进行讨论；以毛泽东、江青为首的一方认定︰吴晗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既然，毛、江夫妇这样认定，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

    

    1966年4月，毛泽东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发动了万炮齐轰“三家村”的战役。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的帽子，罢官撤职，关押，隔离审查。邓拓于1966年5月16日“文革”中第一个自杀而死。（这天《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檄文《5?16通知》）不久之后是吴唅和他夫人袁震及他们小女儿的全家自尽。 再后是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自杀。继之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在中南海永富堂含冤自杀（？）而死。他的罪名是“篡改毛主席著作”，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部分。他们都是因写文章批判姚文元为吴晗辩护，得罪了毛泽东而获罪的，人们称他们为“丙辰五君子”。

    

    毛泽东的文化专制主义--开国后第一桩文化冤案—批判电影《武训传》

铁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字狱，但都不如毛泽东的文化专制主义残酷霸道。毛泽东历来仇视知识分子，决心要把中国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如果要想留下来，就得当他的狗。当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什么是犬儒？就是做人脊梁早被毛泽东的文化专制主义打断。

    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毛泽东就提出衡量文艺作品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于是政治标准成了第一位的。这样一来把文学艺术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自此中国再没有文学艺术了,全是歌功颂德假恶丑的东西。自此，凡不符合知他所谓的政治标准的东西，统统打成大毒草。建国以来首当其冲的是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你是搞电影的，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陈振中：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先后送中宣部、文化部审查，同时在中南海请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审映”，其后，毛泽东也调看了此片，均被肯定通过；1951年2月，影片在全国公映，好评如潮。4月25日，报刊突然对电影《武训传》展开批判，并扩展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影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本来属于文艺思想认识问题，由于毛泽东的介入，成了整人的政治运动，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影片主创人员的大围剿，拉开了对知识分子清洗的序幕。影片已经审查通过，毛泽东看过并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事过两个月后，他又亲自写社论挑起这场政治运动？是江青从中做了手脚。江青为什么对已经去世的陶行知也不能放过，还要从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绯闻说起。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省徽州，1909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1914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享誉海内外。抗日救亡身先士卒，争取民主急流勇进。1946年7月，民主运动领袖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暗杀，陶行知也被列入暗杀黑名单，他无所畏惧，答称︰“我等着第三枪！”李、闻被暗杀8天后，陶行知脑溢血死亡；当时，陶行知被誉为“民主魂”。

    

    陶行知生前，把武训当作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把《武训先生画传》介绍给电影导演孙瑜希望他改编成电影。

    

    三十年代江青与前夫唐纳婚变，重新投入旧情人俞启威（黄敬）的怀抱，唐纳失恋，两次自杀获救，陶行知曾作《送给唐纳先生》一诗，劝慰好友唐纳︰“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如果拖泥带水，不如死了您的心……”江青为此恨上了陶行知，虽死也要“批倒批臭”以解心头之恨。

    

    由江青发起，毛泽东介入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迫害知识分子的序幕；先是思想清洗，跟随的是政治清洗，陶门弟子纷纷中箭落马；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夫妇，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61年死于饥饿；高足张宗麟、方与言反右同样被打成右派；导演孙瑜、主演赵丹及夏衍等一大批参与影片拍摄人员在“文革”中再次被批判、监禁，有的被迫害致死。这个大冤案直到85年才彻底平反。（《江青：插手“开国第一次文化冤案”的隐情》作者：唐少权，《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毛泽东发起批判马寅初人口论，使人口多增加几个亿，后患无穷

    

    铁流：批判一个马寅初，结果是我国多生了几亿人。造成了我国长期背上人口这一沉重包袱，至使中国悲剧不断。这是毛泽东搞文化专制主义的典型案例。马寅初作为经济学专家，非常关心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严重性。50年代初，他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他的长篇五万字《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后，全国为之轰动，纷纷来信对马老的远见卓识表示赞同。

    

    毛泽东信奉斗争哲学，他的名言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好大喜功。他非常欣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神话，要搞“三斗”没有大量的人，怎么实现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野心。在他心目中，人的文化层次越低、思想越简单越好。所以他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因为人的头脑越简单，越容易蒙蔽，不会说三道四，好指挥、好摆布。他需要的人是“驯服工具”、打手、炮灰。他不怕打核战争，说：“中国人死几亿，还有几亿。”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人的价值，为了实现他的野心，死多少中国人，对他而言都是无所谓的。

    

    陈振中：确实是这样的。马老忧国忧民的好心，变成了驴肝肺，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给马寅初定性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野心家。批判他的文章总数超过200余篇。包括周总理在内许多好心人，担心马寅初的政治前途，劝他写个检讨认错，并示意胳膊拧不过大腿，批判是毛泽东组织的。马老铁骨铮铮，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屈服，并声明：“历史将证明我是正确的”，并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人口论：毛泽东与马寅初》作者：辛平《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毛泽东不懂经济，又不听专家建议，独断专横，错误批判马寅初，使中国人口多增数亿。毛泽东死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增长率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去年达到11.7%，世界第一。虽然如此，我国仍然是一个低工资、低福利的贫穷国家，增长率再高，被13亿一除就微乎其微了。

    

    毛泽东在人口和农民问题上，给后人留下的后遗症，恐怕几个世纪也难以恢复。农民问题，城乡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最大的政治隐患，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处理不好会亡党亡国的。

    

    铁流：建国初，刘少奇看过电影《清宫秘史》，赞扬“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因为与毛泽东看法不同，也成了他被定为“内奸、工贼”的罪行，口诛笔伐。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连这样一点自由都没有，更何况一般平民百姓。到了1956年毛泽东为了再次肃整知识分子，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天真的知识分子，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春天来了。其实，不过是“引蛇出洞”的钓饵而已，57年55万知识分子落入毛泽东设下的陷阱，成了政治上的死囚。

    

    据留美学者丁抒先生多年考证结果，五十五万是县以上城市内的右派，加上县以下的农村右派及内控右派，不戴帽右派，总数有一百万人，另有数十万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在反右运动中制造出来，总共不少于30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宠大的数字啊！你是知识分子出身，是北京名校四中的高材生，怎么来看待毛泽东？

     

    陈振中：毛泽东出生于农民家庭，没有大专、留学学历，也没有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罗隆基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的言论刺伤了他没有学历的自尊，他对有高学历和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阿Q心理。他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秦始皇只坑了460个儒，我比他多一百倍”；树立白卷先生张铁生为全国青年学习榜样；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中国八大阶级敌人排列为︰地、富、反、坏、右、敌、特、叛。知识分子排列第九，界于敌我之间，要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中国最高领导人有这样思想偏见，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可想而知。轻视知识，排斥、仇视知识分子，是毛泽东一贯思想。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都是党内外知识分子。毛泽东觉得通过个案，整肃知识分子还不够，必须通过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许他们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不许说三道四，杀鸡给猴看，才能使所有知识分子都臣服于自己的脚下，才便于他搞终身制独裁统治。大规模围歼知识分子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的计划。

    

    铁流：所以他不放过知识分子。当年全国数十万右派被戴上帽子后，被押送到全国各地的劳改农场进行思想改造：如东北的北大荒，甘肃的夹边沟，四川的沙坪农场，全是人烟稀少荒凉的边远地带。在60年代初大饥荒中，由于冻、饿、伤、病，有成千上万右派死在远离亲人的异乡。他们的尸体被草率地埋在冰冷的荒原上，连一片芦席也没有。我所在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饿死的右派不少于三四千人，真惨！ 

    

    陈振中：“反右斗争”是一场伤天理灭人权，违宪违法的政治运动，也是中共至今也解不开的死结。虽然有些右派熬过了57年，却死于文化大革命；请看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的毁灭︰

    

    林昭—女，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的别名，苏州人，1932年生，57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下降到猪、狗不如，仍不肯“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期间她给中央写信，为刘少奇、彭德怀和她的同学谭天荣（北京大学男生，右派，57年毛泽东点过他的名）鸣不平，结果被判刑20年。其父听到这个判决后自杀。林昭不服，喊冤绝食，因“态度恶劣”被枪毙，公安部门收子弹费，可怜的妈妈也自杀而死。

    

    王冰—八一电影制片厂有才华的青年电影导演，我关“牛棚”时的难友。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期间，带着他和弟弟王杰（音）全家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王杰当时是小学生，玩“捉汉奸”时总是让他扮演汉奸，在游戏时说过反动话，在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抢救”，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王杰承认反动话是父亲教的，其父被捕，未经审判被秘密处决。

    

    解放后，王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57年整风中他向党交心—由于当时年幼无知，经不起逼供的折磨，说假话害了父亲。反右运动中，王杰被划为极右分子，年青的大学生经不住这样打击，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专政关进“牛棚”，自杀而死，终年43岁。

    

    林昭、王冰两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毁灭于毛泽东极左路线。像这样血淋淋的家庭悲剧，在毛泽东时代成千上万，无计其数。

    

    毛泽东的湖南老友罗稷南，非常大胆地向他提出：如果鲁迅还在世，57年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根据鲁迅先生的性格，也许等不到57年，55年就和胡风一样成为阶下囚了。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视为蛇蝎，他把“引蛇出洞”的骗局说成是“阳谋”，不管毛泽东怎么诡辩，从此，群众再也不敢推心置腹讲心里话，“沉默是金” 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党籍、职务、地位只能做逆来顺受的羔羊，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毛泽东的“引蛇出洞”骗局使党和国家的诚信滑落到谷底，他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变成了阴险可怕的伪君子。

    

    1957年反右运动，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大转折。从此，毛泽东给知识分子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头衔；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敌、特、叛之后，称为“臭老九，请看一首打油诗—咏“臭老九”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名曰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口吐真言遭批判，反动皆因知识有。

    假如孔孟生今世，也要挂牌满街斗。

     

    毛泽东死后，根据1978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给所有右派摘帽，并对错划者改正。复查结果，全国55万右派只有97人没有改正。可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仍然肯定扩大5700多倍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给改正者补发工资。

    

    铁流：虽然这个运动已过去了55年，但它留下的伤痛与灾难却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我曾说中国死了，死于一九五七年。死去的不仅是几千几万几百万条年青美丽的生命，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与高尚的公义精神，还有千百年来人们为之奋斗拼搏并初见端倪的民主与自由之光！言论死了，思想死了，文化死了，正直死了，斗士死了，统统死于一九五七年。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五十多万知识精英，上百万个幸福家庭，活脱脱的几十万条生命，连同他们的追求、向往、抱负，统统死了，死了……留下的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残存的只是没有脊梁的骨架，见到的只是没有敢于讲真话的嘴巴，看到的只是没有秉笔直书的文士，举国上下几乎都是编造谎言的舌头，赤县南北多是媚笑奉迊上司的丑态，一件一件的“皇帝新衣”，一尊一尊的“巨人塑像”，全是“文豪”们的杰作，“求功”者的精雕：正义再没有价值，亷耻成了交易的筹码，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卖友求荣、告密升官，魑魅魍魉，奸佞小人，淫威浸野，天地龌龊。一些道貌岸然的君子，为了苟且不惜践踏母亲的贞洁；一些学富五车的巨匠，为了一时之安甚至可以打碎祖宗的神牌。骂自已片甲不留，颂伟人剖心沥胆。人性再没有善的东西，社会再没有真的存在，国成了一人之国，党成了一人之党，黑手遮天，喋血遍地，残忍、专横、暴敛，争斗、拼杀、仇视，几乎成了我们民族的主旋律！”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全国性大饥荒，四千万人饿死

    

    铁流：“反右斗争”最大的恶果是消灭了真话，而这之前做人是不能说假话，可现在不能不说假话，自此中国成了个说谎帝国，现在也是如此。陕北农民李有源发自内心唱的颂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实践证明是歌唱错了，毛泽东不是大救星，他欺骗了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掌权后他把农民踩在脚下。我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中国农民从来没有享受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毛泽东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中国宪法成了点缀粉饰社会的一纸空文而已，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何况农民？

    

    陈振中：中国共产党把农民从封建地主剥削下解放出来，不久，毛泽东又把农民收进更为狭窄的牢笼。用户籍制度，统购统销政策，将农民死死钉在农村的土地上，他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农民成了三等公民。农民劳动收获的成果，没有自主处理权，农副产品由政府廉价统一收购。农民是种粮食的，却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毛泽东对农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剥夺，连锅、碗、瓢、盆都交公社吃大锅饭，数亿中国农民成了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生产，生活资料的农奴，连养几只鸡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头脑发热，刮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有些领导者投其所好，争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

    

    毛泽东是搞阶级斗争，整人的行家里手，是搞经济建设的白痴，管理国家的败家子，主观武断，不懂又不听专家劝告。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对于这些浮夸之风，不分析调查辨别真假，反而提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于是，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并狂妄地提出15年超英赶美。把农民组成班、排集体劳动、把男女分开居住想消灭家庭。瞎折腾的结果是几千万农民被活话饿死。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把中国农民祸害苦了。辛子陵的巨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在“共产主义地狱”中，对农民的苦难有详尽的论述。

    

    三年大跃进全国共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大部分是农民。

    

    饿死人最多是四川省：九百四十万二千人，占总人口13.07%。按百分比最高是安徽省：六百三十三万人，占总人口18.37%。四川省温江专区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共四百九十一人，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幼女四十八名。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提供了有名有姓，有死者亲属证明的名单。全队一百二十人中有七十二人饿死,占61%（名单略）

    

    1984年《大自然探索》第十期上，陈玉霞、高建国两人合写的文章《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代特徵》有这样的统计："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而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国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是何等惊人的罪恶！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剥夺与祸患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农民发出痛苦的呼吁：“想社会（主义），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上书毛泽东，为民请命，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大炼钢得不偿失。与会者心里都明白真理和正义在彭德怀一方。毛泽东恼羞成怒，暴跳如雷，7月23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激烈的讲话：“话有两种，好话坏话都要听，对于坏话要硬着头皮听，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我不放弃”；“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军队！”毛泽东的不讲理，惹不起的无赖痞子性格在大会上做了充分表演。邪恶战胜了正义，真理屈从谬误。讲真话为民请命的彭德怀、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薄一波著《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挺身而出，斥责吴法宪对彭德怀的诬陷，当场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由于同情支持彭德怀被划为“军事俱乐部”成员，被撤职的还有邓华、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毛泽东虽然用他的特权打倒了彭德怀，是非曲直，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彭德怀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为民请命的彭青天，身经百战的民族英雄，共产党员中的精英。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群众不服，为彭德怀翻案。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前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庐山会议的继续。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页

    

    铁流：农民革命领袖一旦掌握了权柄，无不想方设法使自己神化起来，无不想方设法使老百姓愚昧无知，因为文化层次越低越容易蒙蔽、欺骗、任人摆布。毛泽东和历代帝王一样，坐稳龙廷后，为了给自己独裁统治扫清道路，都要清君侧，杀功臣，斩良将，灭知识分子，使所有的人都臣服于自己的脚下，以巩固其终身制统治。

    

    陈振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打着“防修，反修”的旗号，其实，并不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完全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终身制独裁统治。十年“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叶剑英元帅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及其创建这些文化历史的新老知识分子，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下至当今的吴唅、邓拓。实际，被他革掉的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毛泽东把中华民族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传统美德弃之如敝屣，不分糟粕与精华一概摧毁。其结果是：党的威信跌落到低谷，文化断层，经济崩溃，邪恶上升，人民的道德素质大倒退；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中国成了愚昧、无知、野蛮、没有人权、邪恶、流氓国家。

    

    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整好人，他要打倒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是外行，搞阶级斗争整人却是行家老手；他就是靠这个起家，坐上龙廷的。他知道用党内正常的组织手段，将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干部置于死地是不可能的，必须把他过去搞运动伤害群众的积怨转移到刘少奇身上，挑起众怒，制造混乱，搞痞子运动，借刀杀人，才能实现他蓄谋已久的阴谋计划。文化大革命初，他故意离开北京，到南方休闲，横渡长江，游山玩水，特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刘少奇，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他很相信刘少奇。实际，这是他为刘少奇设下的陷阱。刘少奇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按照以往搞运动的经验，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大中院校和文艺单位。工作组当然不会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当权派，而是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和群众—挖“黑帮”、抓右派、把牛鬼蛇神扫地出门，轰到农村去。过去和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都是这样干的。当工作组干得正起劲的时候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起驾回京，指责刘少奇执行了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7月24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全国的工作组，解放了受到工作组打击的所有“反革命”、“右派”、“黑帮”。连被轰回农村的“黑五类”也被接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放出的毒箭，使刘少奇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众矢之的，毛泽东不愧为是整人的高手，他的阴谋得逞了。

    

    毛泽东整人经常使用的另外一个手段是“借刀杀人”，手上不留血迹—蒙蔽利用青少年学生的纯真、热情、年幼无知，煽动他们起来造反夺权，打倒各级党委，砸烂公、检、法，搞无政府主义，制造混乱，在混乱中实现他的阴谋诡计。他身穿军服，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在接见女红卫兵宋彬彬时，给她改名为“宋要武”，鼓动她文化大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江青与他密切配合，北大附中17岁女红卫兵彭小蒙，当着江青的面，用皮带抽打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的脸，江青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拥抱、亲吻彭小蒙，以示鼓励；同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毛泽东、江青夫妇和社论的煽动鼓励下，那些正处于花季的孩子们，像着了魔一样，打、砸、枪、抄、抓、抹黑脸、戴高帽、喷气式、剃阴阳头、罚跪、挂牌子、游街，血雨腥风，一场民族浩劫从天而降；由毛泽东一手策划指挥的痞子运动恣意横行。

    

    据王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回忆文章中写道：“1966年8月27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先后杀害四类分子352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38天，有22户全家被杀绝。”；芦成公社新立村杀了56名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反而诬陷四类分子杀了50多名贫下中农。周总理派记者林晰去调查，不许进村，杀红了眼的农民说：“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我亲身经历的文革》作者：林晰，2006年第9期《炎黄春秋》）首都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地、富、反、坏、右被推上毛泽东设下的祭坛。湖南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零陵地区道县永祥铺区区长袁甫礼组织基干民兵120人开誓师大会，动员要杀尽本区四类分子，三天杀了569人；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长关有志，指挥带领民兵杀害207人；下蒋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妻子漂亮，1967年8月26日，杀死陈高肖后，造舆论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呢！”他组织12名民兵“开大锅饭”轮奸了陈高肖的妻子。因此女是贫农女儿没有杀她，为她“落实党的政策”，把她抬到老贫农陈月高家，强迫她嫁老光棍，当晚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辛子陵著；《红太阳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文革”结束后，我厂的《万水千山》摄制组到延庆黑山寨公社拍外景，当地人以为我们是中央来的调查组，向我们反映：“文革”初期，一天夜里全公社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都被活埋了！成批活埋中国老百姓的罪恶，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中曾经干过，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市远郊区也发生这样惨案多起。又如，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下脔割支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野蛮暴行。仅在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6人，割生殖器的13人。（文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我夫人的姨父黄雨声，是北京市宣武区虎访桥小学校长，57年右派，文革初入狱，后期押送回原藉，自缢而死。我夫人大舅张容寿就因为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死。三嫂表弟媳黄佳馨，北京市女一中校长、党支部书记，文革中自杀。我的同事，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丁善发的岳父孙琢良和他妻子同时被红卫兵打死，孙琢良是北京王府井大街“明明眼镜公司”高级技师。著名作家老舍、邓拓、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言慧珠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受不了这样人格侮辱，在“文革”初期自杀而死。在红卫兵抄家破四旧高潮中，光是北京市就有九万多人被扫地出门，轰回农村老家，许多人到农村后就被当地农民活活打死或自杀。毛泽东这个迫害狂对这些野蛮、残忍、没有人性的行为，带有煽动性地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海瑞罢官》作者吴唅，夫人袁震和小女儿三人被迫害死亡。

    翻译家傅雷夫妇同时自缢而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著名诗人闻捷和夫人杜梅芳，同时自杀；著名摄影记者，《开国大典》拍摄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在“文革”初期双双自杀而死。武汉大学刘绶松，著名文史学家教授，与夫人双双上吊自杀；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系主任、指挥家杨家仁与他的妻子程卓茹副教授二人同时自杀……这样的家庭悲剧，在毛泽东时代成千上万。（《“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作者︰赵淮青，《炎黄春秋》2000年1期）

    

    当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各级党委和公、检、法被砸烂后，红卫兵作为杀人，制造混乱的工具已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毛泽东提出：“是红卫兵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强迫红卫兵上山下乡，美其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此，天真的娃娃们才明白，被毛泽东当枪使上当受骗了。毛泽东鼓动红卫兵和青年造反，但是，他对那些头脑清醒，能独立思考，善于辨别是非的的杰出青年是恨之入骨的。对他（她）们的镇压，比对真正敌人更狠毒。有些人因为对文化大革命有疑意，为彭德怀刘少奇鸣不平，被以“现行犯革命恶毒攻击罪”，处以极刑：枪毙张志新前，怕她呼口号，割断了喉管；枪毙大学生王申酉前，用竹签子穿舌头；枪毙林昭后向她母亲收子弹费；李九莲被枪毙后，家人不敢去收尸，曝尸荒野，被流氓割去乳房和阴部；枪毙钟海源（李九莲的女教师）、黎莲前活体取肾。李九莲、黎莲是女中学生，被杀害时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摩罗著《自由的歌谣》）

    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江青多次来厂干预、指挥八一厂的运动，她在全厂大会上，像泼妇一样骂著名导演严寄洲是“王八蛋导演”，并从中南海的8341警卫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战士充实到各个基层部门指导运动，所谓“掺沙子”加强领导。全厂有200多领导干部、电影艺术家、技术骨干被以各种罪名分别关进“黑楼”（私设的牢狱）、“牛棚”和在中队（科、室、车间）实行三级专政。除了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侮辱人格的非法手段外，八一厂的造反派还利用制片厂特殊设备，私设监狱，进行残无人道的拷打审讯逼供。

    

    八一厂拍摄的《怒潮》是写湖南平江农民起义的优秀故事片，却被认为是歌颂彭德怀的，编剧郑洪、导演史文帜、作曲巩志伟均被关进“牛棚”专政。郑洪被迫自杀。批斗导演史文帜时，他的眼睛被打伤，胳臂被打骨折；批斗著名演员王晓棠时，她的脸被打肿，还往她的身上抹桃毛；连三四岁的小女孩也被批斗，逼供信。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厂有三位导演、一位编剧自杀。在我的家人、亲戚、同学、同事、朋友中，有30多人在文革中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毛泽东死后，都平反昭雪。吴邦国委员长却公开宣布︰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搞多党轮流制。

    

    铁流：自由、民主、人权、博爱、平等、人道主义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财富，我国不执行没有道理，不能把这些文明成果说成是“西方那一套”；吴邦国作为国家领导人，过于愚昧无知，世界上没有“多党轮流制”，民主国家由哪个党执政，是通过民主普选产生的。普选产生的政权比一党专政进步。

    

    陈振中：尽管实现普世价值，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各国人民追求和平、民主、自由和幸福的一大潮流，但是我国由于长期在毛左的统治下，毛左的威余势力还相当强大。我国一些媒体对普世价值的声讨越来越升温，不仅一些著名学者口诛笔伐，连一些权势显赫的政要也纷纷出马，公开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普世价值观挑战。2008年6月16日，被称为“反伪科学斗士”的司马南在《经济观察报》题为《普世价值很像神话》的访谈中批判“普世价值传销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以我多年与骗子打交道的职业眼光看，普世价值传销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大大甚过图财害命的神功大师”︰“普世价值是和平演变的毒药”。像他这样攻击普世价值的文章还有︰8月29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9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9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

    

    吴邦国的讲话︰“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搞多党轮流制”的声明，也是针对普世价值的。此外，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长陈奎元；副院长侯惠勤；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徐天亮。他们都认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自由、民主、人权、公正、平等、人道主义是封资修产物，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改革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天城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批判普世价值阵营公开宣称温家宝总理是“赵紫阳集团”新领袖。张德勤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凶恶的敌人》。只有重新评价毛泽东，把他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向人民讲清楚，从根本上揭穿毛泽东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画皮，改革派才有话语权。不批毛，改革开放永远没有话语权；不批毛，中国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不批毛，台湾和大陆除非动用武力不可能统一；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死路一条。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千秋功罪，是端正党风，深化改革不可逾越的政治大事。毛泽东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迟早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越早越主动。全党，全国人民都希望早日实现邓小平同志的遗嘱，希望中共18大能还历史一个真相，全面开展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钥匙。

    

    陈振中简介：1929年9月出生于北京市，1944年到49年就读于北京四中，1949年3月在北京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同年7月加入共青团，9月调四十一军政治部作摄影记者，1952年9月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电影摄影师，1957年错划右派，1961年摘帽，1970年“资遣回乡”插队当农民，1979年改正右派恢复军藉、职务，1987年离休。从1952年到1995年先后参加拍摄纪录片、故事片、电视剧30多部，三次获优秀摄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