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王鹏运

   清朝后期，在中华大地上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词人与直言声震内外的谏官，他就是广西临桂人——王鹏运。

    王鹏运（1846~1904）字佑遐，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骛翁。

    王鹏运从小勤奋好学，苦读诗书，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进京举进士不第，便滞留京师，先后任过内阁中书、内阁侍读、江西道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礼科掌印给事中等。

    清后期词学很盛。王鹏运一生词作很多，主要有《袖墨集》、《虫秋集》、《味梨集》、《骛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春蛰集吟》、《南潜集》，还有自选集《半塘定稿》。他对五代、宋词作了大量的校勘和整理，花了二十四年时间刊刻出《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宋元三十家词》。这两部校勘本，被后人誉为完善精美之作。

    在这些词中，或隐晦、或明显地表露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如“承平箫鼓浑如梦，望神州，那不哀伤愁新悻……海水横飞，怕有城乌，唤人愁起……从教泪满青衫，俯仰苍茫，恨题凤纸。”（莺啼序）《味梨集序》说：“今年（甲午）……三四月之交，忧愤所触，间为长歌以自序写。”“蒙庄有言，梨桔柚味各不同，而皆适于口。然梨之为味也外甜而心酸，此则区区名集之意云。”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慈禧西迁，王鹏运留北京，这段生活反映在他的词中，也反映在他的《庚子秋词序》中：“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夜渐长，哀声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泪涔涔下矣！”忧愤悲凄的心情，流露无遗。

    王鹏运论词，主张“重、大、拙。”何谓“重、大、拙？”根据况周颐的解释：“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对沉着的解释是：“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着’二字诠释也。”“大”是“托旨甚大”，“拙”则是“其不失之尖纤者，以其尚近质拙也。学词者不可不知。”他的论词主张，对词学界是一大贡献，在清季产生过很大影响。由于王鹏运、况周颐是广西临桂人，故，史称“临桂词派”。

    清代末年，内因农民起义，外因帝国主义入侵，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1884年的中法战争、1888年的英军侵入西藏、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些外国入侵，赔款割地，签定不平等的条约，有识之士，纷纷寻求救国之道，王鹏运也不例外。他在北京参加了以广西籍京官为主而组成的“觅句堂”文学活动，还参加了康有为联络、帝党赞助、文廷式出面、沈曾植等为总董的“强学会”。

    康有为在受知于光绪帝之前，他的很多奏折，如请修京城街折、劾徐用仪阻挠新政疏等，都是王鹏运代上的。很明显，王鹏运是站在维新派一边的。他自己也上了许多奏疏，今日的北京大学也是王鹏运奏请开办的。

    中日战争以后的1896年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驻跸颐和园。当时的颐和园荒废已经三十年，要花很多钱去修理，加上臣子们上班朝奏，大臣仅有憩息之区，而小臣们则只有呆在宫门外，任凭风吹雨淋、露冷冰寒，等待天明。封建社会的早朝，天亮便进行，而臣子们大多数住在北京城内，从城内到颐和园几十里，为了早朝，深更半夜就得起床，遇着下雨落雪，还得顶风冒寒，踯躅于泥潭之中。日子长了，臣子们怨言甚多，但谁也不敢讲。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礼科给事中王鹏运，却上疏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颐和园驻跸，请暂缓数年，俟富强有基，经营有绪，然后长承色笑，侍养湖山……”。为了这道疏，王鹏运险遭杀身之祸。

    王鹏运在面临杀头之际，由于军机大臣一再挽留，光绪帝对维新变法人士有着恻隐之心，慈禧太后也自知理亏，是她耗去海军经费和卖官敛财的三千万两巨银，修葺了颐和园，造成战败后果，便以谕旨“此后如有人妄奏尝试，即将王鹏运一并治罪”而下了台阶。王鹏运因此得以幸免一死，并保留了官职。

    但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当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美十一列强订立辱国的《辛丑条约》，再向侵略者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两之后，王鹏运哀叹补天无术，毅然主动挂冠南归，有词为证：“乃决然诧傺以去，宁流落而死，一瞑而不视。”

    翌年，王鹏运开始南归之路。先是经过开封、商丘、徐州、淮安、南京、镇江等地。是年秋，达到上海，喜晤了分别多年的词友朱祖谋将自己删定好的《半塘定稿》托付他代为刊行。后来，朱祖谋在广州刊印了这部书稿，在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王鹏运又继续前游吴县、苏州、无锡、常州。在苏州又喜晤了词友郑文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鹏运选择在扬州东关街住下来，他在这里主持“仪董学堂”。三十年四月下旬，词友与小同乡况周颐专程渡江到扬州，王、况久别重逢，“彼此诧为意外幸事”，感慨万分。会晤中，况周颐征得王鹏运的同意，取走了他的奏稿，拟将其奏稿写进书稿里。有幸的是，由于此举竟为王鹏运保存下了这些珍贵的奏稿。

    至此，“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都已重聚，皆相对唏嘘，互诉伤怀。

   会友心事已了，因仪董学堂无法施展他的才能，他辞了学堂，应两江总督端方之邀，再度到达苏州相会。

   旗人端方与词人王鹏运、况周颐素有深交，并钦佩他俩的才学。这晚，端方特别在苏州八旗会馆（今拙政园故址）宴请王鹏运，边饮宴边观剧，相见甚欢。不料，时正炎夏，观剧直到深夜，王鹏运多饮了jiu水，突患急症，加之他对民族之悲的终日积郁回到旅居的两广会馆后未能再起，至二十三日午夜，微疾遽卒。得年仅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