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变迁（之八十三）：汇报、行踪、监视器

“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已经成为历史，但那时候的人们似乎觉得这就是对毛主席的忠诚。很多人，很多年，人们都要自觉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尤其是发生国家大事（比如某某重要人物去世，某地发生动乱等等）之后，无论是否是真正的党员；有时候并不是自己要写的，而是组织上要求写的。这种情况，似乎到了90年代才开始慢慢消失。

不过，据说现在（21世纪）入党之前，预备党员还是要求写“思想汇报”的。如果说入党是一种加入宗教的话，现在加入各种宗教团体，也是要求写类似的“思想汇报”的。法·轮·功的“思想汇报”最“诚实”。

小时候，父母亲管教比较严格，外出与同学玩耍，是要有时间限制的；回家也要汇报一下行踪。当然，现在的小孩，很多也是这样。毕竟现代社会不安全，一方面是拐卖儿童的现象比较多，上学下学都要大人送接；另一方面，是儿童娱乐场所少，大街上到处都是车辆，行人也不安全。

从子女教育方面来考虑，了解子女的“行踪”和要求“汇报”，对于了解子女的思想变化、成长过程以及规范行为，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一个“园丁”或“监护人”的基本义务和职责。这个时代，有些家长并不关心子女的行踪，只顾自己娱乐，结果子女在游戏厅、迪厅或麻将室玩耍，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在21世纪初，老家就曾经有不少青少年因交友不慎，或误入歧途，或死于非命，报刊电台经常报道。

因为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来到加拿大也就习惯了让孩子汇报行踪。当然，这个应该属于关心子女的表现。如果孩子过了16岁（？），加拿大的法律似乎是允许孩子有异性朋友的，家长不可过问。这样就会有代沟，而且也是一种法律意识和传统思想上的差异。看来，这个要相互理解才行。

夫妻之间，手机应该是24小时畅通无阻的，这个不是“监督行踪”，而是相互关照、互通信息、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快乐。电影《手机》讲的那些事儿，在生活中也有，但“不在服务区”毕竟还是少数。

在国内工作期间，自己的手机号码是一定要给头头们知道的；因自己出差较多，头头们也是每天一个电话询问行踪。这个也好理解，领导的关心啊。如果在外出事了，岂不麻烦？

对于“行踪”感受最深的，还是网络。现代网络的确神通广大，只要你上网，网络就会知道你的ID，也会知道你的地址。侦破电影中，警察经常使用这一招来找到罪犯。在国内上网，很多主页就会出现当地某某城市的“交友网站”，而且还是当地城市的MM；在渥太华上网，这些“交友网站”会出现渥太华的MM；在多伦多上网，这些“交友网站”会出现多伦多的MM。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当地的MM总会找到你，就看你的“什么”了。我在想，如果宇航员在太空中上网，会不会有天使？

在加拿大感受比较深的，是监视器，或者摄像头（香港人称之为“鏡喇”）。原来一直使用视频聊天（中关村某处卖摄像头的摊位，也有窃听器卖），在加拿大似乎到处都有这个东西，公园、车站、机场、停车场、广场、机关大楼、超市、校园、公交车等等，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罪犯。警匪片中，经常看见这样的镜头。无论你走到哪里，总会有人看见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来发现这些摄像头的录像质量很差。多伦多电视经常播出摄像头的录像，让广大市民提供罪犯的信息，说实话，根本看不清楚。

很明显，自由，是相对的。自律与他律，一个也不能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