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变迁（之五十三）：生病、看医生、住院

人吃五谷杂粮，总会生病。

小时候生病，总是会去医院或父母亲的工厂医务室看病。直到中学学英语，才知道“see a doctor”，应该是“看医生”，而不是“看病”。其实，“看病”就是让医生给自己诊断病情，与英语的主语不同而已。

小时候最常见的病，就是“蛔虫”，总是到医务室拿“宝塔糖”。那时候卫生条件比较差，但当时没有什么零食，平时没事也总是吃“宝塔糖”。另一个就是喜欢与同伴追逐，摔跤，结果膝盖或胳膊流血，到医务室用红药水（即红汞）或蓝药水（即蓝汞）擦。后来，这些带“汞”的药水都被淘汰了，估计是80年代初期，碘酒和医用酒精就比较普及了；而在这之前，都是用双氧水消毒（中学时期学化学才知道），那种白色的药水，擦在伤口处，起很多白色的泡泡，感觉很清凉。

小时候最怕打针，屁屁疼啊。但是，没有办法，经常被工厂里面的叔叔们按在床上，医生就一针下去，我就一声惨叫。上小学之前，在大医院做过一次淋巴腺手术。母亲告诉我说，医生切开时，就像切豆腐一样。当天做手术，当天就回家（母亲背的，还买了一个直升飞机的玩具哄我）；当然，有用麻药，回家后就很疼。不像现在，至少要在医院住院好几天。那时候，医院比较流行在伤口处贴上黄色的医用纱布，几天后就换一次，结果一拉开伤口，就会流血。现在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卫生条件改善了，医用纱布（敷料）也不一样了，根本不会与伤口沾粘。

打疫苗（种牛痘），在医务室和学校都有过，只是没有现在小孩子要打的疫苗那么多。儿子上小学之前，各种疫苗就有10多种，后来又有乙肝疫苗。中国的乙肝疫苗与加拿大的几乎一样，分三次。最近一次疫苗就是甲流疫苗，加拿大是全球第二大疫区（美国第一），而中国的范围则是全球最大的；医护人员都是第一批。不过，疫苗也是不保险的，这次甲流疫苗注射，加拿大已经死了不少人。

再往前，2003年的SARS流行，中国是第一大疫区，各大医院爆满，医护人员就像“太空人”，全副武装；加拿大是第二大疫区。2002年即2004年也有少量病例，但比较少。这些都是本人亲身经历的流行病疫情，而且，在那期间，我居然还出差旅行。

在中国，看病住院是一个比较固定化的程序：门诊部＝》门诊挂号、看医生、查体温、仪器检查、缴费、拿药、复查；住院部＝》缴费、入院登记、打针、做手术、吃药、仪器检查、缴费、出院。不过，在80年代以前，似乎还没有专家门诊，90年代开始，专家门诊的门诊号，就有人倒卖了。医院在改善服务方面，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导医护士”，穿粉色护士服的白衣天使。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药品报销开始泛滥，随后，各个单位的医药报销制度开始改革；而在90年代后期，医院的红包现象比较普及，医药回扣也很多，至今也无法完全根除。这个与医药代表有很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医疗体制问题。

在费用方面，早期的门诊挂号是3分、5分；现在是5块、10块（专家门诊会更贵）。原来住院是单位全部报销，现在是不同年龄段的职工，有不同的报销额度。如果是自由职业，就只能依靠医疗保险了。单位职工的医疗保险，一般不高，这个在中国与加拿大基本一样。但保险公司的医疗赔付，就不清楚了，我没有遇到过。

加拿大的医疗及养老体制，应该是人们移居加拿大的首选条件之一（除了教育体制）。很多人都说加拿大是一个养老院，这点没错。我在《多伦多生活工作面面观》中，介绍了很多。不过，加拿大的制度虽然很好，但由于受到医生及护士数量的限制，其体制并没有发挥到最佳水平。也许，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差异是导致这一体制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