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故事（连载之三）：正月正的炸麻花饺

革命春风吹万家

牛鬼蛇神好怕怕

孩童憧憬吃和穿

百姓家事和最大

“政审”结束后，“组织上”给我们家在工厂附近“分配”了一套房子，前中后3间。前面是正房（父母亲使用），中间是小房（我和姐姐使用），后面是厨房，尤其是有了电灯和拉线开关。这给我们家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生活。

这是一种当时较普遍的平房，没有自来水，但在2栋平房之间有一个公共的自来水龙头。平房的居民全部在一起共同使用自来水，包括洗菜、洗衣服、刷牙、洗脸等等。家家户户的厨房有一个大水缸，平时要储备一些水，以防停水时没水用。另外，家家户户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专门洗澡用的木盆，热水要用蜂窝煤炉现烧现用。大家也都使用一样的蜂窝煤炉，放3块蜂窝煤，中间和上面的是燃烧最好、温度最高的蜂窝煤。如果有一家的炉子熄灭了，可以找另一家把中间的一块借来“过火”。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也比在十方庵时多了很多。真正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啊！

然而，这煤炉，却给我们家带来了一次灾难。

有一年春天，外面气温低、风也大，家里门窗紧闭。煤炉不仅烧通宵，而且比平时火大，可以提高室内的温度。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是被人叫醒的，头也昏昏的。当被人抱到室外时，立即开始呕吐，而且吐了很长时间，胃已经是空空的了，到最后只有吐水。这时，父母亲和姐姐也是同样状况。后来听别人说是父亲勉强开的大门，叫来隔壁的邻居。厂医和保卫处都来人了，“鉴定”为煤气中毒，并将我们家的通风系统做了一次维修。这是我第三次死里逃生！

如果说是大自然寒冷的春天导致我们一家中毒，而声势浩大的一阵又一阵“革命春风”，却让全国人民“中毒”。

“全民挖防空洞运动”开始后，我们家也挖了一个地道，与隔壁一家的地道相通了。再后来，我们这里附近3栋平房的地道全部都通了，整个连成了一个地道网。我们几个也常常到处钻，就像钻地鼠、土拨鼠。我就觉得特兴奋、特高兴，心想：我再也不怕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了。《地道战》就是我当时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有点遗憾的是，一次大雨过后，西头有一家的地道塌方，后来只好把他家的地道封了。还召开了“全体会议”，“革委会”派“工作组”来调查，看是否有“阶级敌人”搞破坏。

紧接着是“一打三反”运动。街上很热闹，满街都是游行的人群，手里还举着红旗或标语，人人胸前都挂着毛主席像章。父母亲所在单位指定的游行路线经常是市区，从大庆路到五一路，经过大湾，再到中山路，然后返回。这条路线是当时沙市（湖北省直辖市，级别仅次于武汉；西接荆州，但还没有与荆州合并）最繁华的地段，解放前曾经是日本和英美人的“租界”，建筑也是多有欧洲风格。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游行，几乎所有人都不上班、不上学。记得父亲送给我一枚有夜光的毛主席像章，晚上发出淡绿色的光，是我最珍爱的一枚，现在我还一直珍藏着（据说目前市场价达到千元人民币以上）。有一次，我们游行到“铁栏杆”附近，看见一位解放军叔叔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一枚白色陶瓷的毛主席像章，呆呆地一动不动。走近一看，才发现那枚像章已经破了，大概是他不小心摔破的，正在那里“思过”。

那时候，“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东头一位平时很和蔼的独身老头，因不满每天开会、游行、唱革命歌曲，说了一句“什么东方红、西方红，烟都没有抽的”，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戴白色高帽游街，胸前还挂着白色的“现行反革命”牌子。我们这帮的“革命小小将”，每天都有人在他家门口对他“批斗”，让他好好“反省”，还把燃烧完的蜂窝煤往他家门口扔，高唱流行的革命歌曲《你不打，他就不倒》。心想：这就是“阶级敌人”的下场！

不巧的是，另一场“家庭灾难”也随即发生，这就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记得父亲只是个“工宣部”的“笔杆子”。在父母亲两家几十口同辈人当中，父亲的才华是唯一可与外祖父的才华相比的人。

第一次被“抄家”是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据母亲说，失去了很多外祖父留下的字画，还有玉镯子什么的，后来母亲回娘家时，又带过来不少。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秀才，虽没有唐伯虎那样的名气，但外祖父经商时，官场商场交往甚多，有很多人喜欢收藏他的字画。即使在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母亲娘家那边一大家十多口人的生活也是比普通人家要好很多。而父亲这边人口也多，兄弟姐妹10个，祖祖辈辈却都是苦力，完完全全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财富。

但这次“抄家”，我还是有点印象。大约4、5个穿军装、戴红袖章的人在家里胡乱折腾一番，就和电影里面完全一样。最后剩下的东西，只有放在我和姐姐床头垫絮下的一本外祖父的手工字画册（因为里面夹满姐姐的作业）、衣服抽屉里面剩下的一枚清朝大龙邮票（总共有7、8本清朝及民国邮票册）和一副挂在父母床前蚊帐上方的白底绣花布匾（母亲说是外祖父所绘、外祖母亲手所绣）。除此之外，家里再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而那枚清朝大龙邮票，我现在还一直珍藏。邮票有价，历史无价啊。

父亲被打，具体原因不清楚。舅舅在抗美援朝时就是军医，当时在一个县的卫生院做医生。舅舅来信说喝“童子尿”可以医治，结果，我的尿就成了救命的土方子。后来，父亲在家里休息了好长时间，前后门也加了锁。每天晚上睡觉时，父亲将一把斧头放在枕头边，还经常用磨刀石磨。父亲也教我如何磨刀，如何用力，如何看刀刃，到现在也没有忘记。这都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我只知道“阶级斗争”就是打人、砍人、游行、批斗、逃跑、躲避。每天晚上，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我就觉得是最安全的时光。

很快到了春节，那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日子，仿佛又可以回到当初那个祥和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那时的春节，虽然没有鞭炮、没有春节晚会，但我们有新棉袄、有父母亲亲手做炸“麻花饺”，还有左右邻居相互问候，谈笑风生，这就是我童年最奢望的时光。虽然没有电话，但在春节前很多天，就收到从舅舅和姨妈家寄来的祝贺新年的信件，里面还夹寄了全国粮票和布票。还是那个煤炉，却给我的童年带来了终生难忘的快乐。

记得在节日前很多天，母亲就买回面粉和红糖（印象中当时没有白糖，总是有人宣传，只要解放了台湾，我们就有白糖吃了）。虽说还是凭计划票购买，但春节时有另外的“加票”，就是每人可以多买一些，包括鱼、肉、面粉、红糖等等。春节前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围坐在饭桌旁，父亲和面、擀面，母亲把锅放在蜂窝煤炉上，把火调得很旺，再将菜油倒入锅里（家家户户只有菜油，油烟非常大）。然后母亲和父亲一起做“麻花饺”和“猪耳朵”，一个一个摆在饭桌上。待油滚了，就把做好的“麻花饺”和“猪耳朵”放入油锅里面炸。此外，还有花生米、虾片、肉丸、豆腐丸等等。不一会儿，母亲就用筷子品尝，尝试生熟。最后放进筲箕，让它们自己凉下来。

我和姐姐就等待这个“辉煌”时刻，还没等完全凉，就用手抓起往嘴里放。那个心情，现在也印象深刻。孩童时，平时的零食几乎没有，除了工厂医务室免费发给儿童的“宝塔糖”（一种给儿童打蛔虫的甜味药，形似宝塔，五颜六色）外，没有吃过其它的；也可能国营商店有一些品种，我们普通人家都买不起。唯有春节可以这样“开怀大餐”，而且是一直吃到第二天凌晨，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一早，父母亲会给我们压岁钱，然后，我们一家还会去祖母家拜年，我们又拿压岁钱，还可以在大街上看别人放鞭炮。我和姐姐各有一个泥巴做的彩色猪猪储钱罐，自己的钱从来不买玩的，只是买糖果等吃的东东。整个春节期间，到处都是一片喜庆、温馨、美满和祥和的气氛。

没有恐惧、没有害怕，只有笑声和炸“麻花饺”，这样的春节，为什么一年才一次呢？如果天天都有这样的“春节”该多好啊！这是我童年时最大的愿望。其实，孩童时的憧憬并非一种奢望。人生有此处、彼处，岁月有今年、明年。如果能时时怀抱希望，则生机无限，才会有未来；天天活在希望里，才能不断完善自我，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