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奋争的失败史 - 网摘

这篇文章对近代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奋争的失败史做了个回顾。标题不是原来的。

摘自颜昌海的博客

中国5千年的皇权政治，遵循成王败寇的铁律一路打打杀杀来到近代，终于老树抽出新芽发生了些许变化。自梁启超始，从宋教仁、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罗隆基直至1980年代以降的胡耀邦、赵紫阳及新生的自由主义者，吮吸西方文明乳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终于对中国的弊端有了较为清醒的了解认识，开始了走向民主共和的艰难尝试。不过，中国的民主共和运动，在百年来却一波三折，弯曲起伏。

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第一次时机在1913年断送。1913年的前几年，中国报馆丛生政党林立，尽管这些“政党”带有浓重的帮派会党色彩，但古老的皇权政治毕竟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其时的“议会迷”宋教仁已经具有“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么清晰的共治共生思想。在政党政治出现危机之时，为了保共和，本可与袁世凯大打出手拼个鱼死网破的孙中山、黄兴(手握重兵)也通过一让总统一辞留守来践行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权力和平转移，“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的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让位”。其时，各个政党通过大选组阁，循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建立共治共生的民主制度，已经曙光初露。但不幸，“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宋太祖当年拒斥南唐求和使者的一幕再次在苦难中国上演。习惯以拳头揍人头、脑子里没有半点民权民主理念的武夫们根本就厌烦什么议会选票。“不解民治为何物”的段祺瑞、陈英士、陈炯明等“专制武人”无视约法，铲除异己，钳制舆论，解散议会，封闭报馆，枪杀报人……；袁世凯更无法忍受自己的大权被别人制约分享。

说来袁世凯与宋教仁也是多有交往的朋友，他也知道宋是正人君子。但他先是利诱宋教仁，又是送西服银票，又是封官许愿。当利诱无效，袁意识到他的权力独占欲与 宋的议会民主理念无可调和时，就以残忍的手段将他枪杀。宋教仁临终前还致电袁世凯对他放弃独裁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其实，宋教仁是至死不放弃社会和解的一线希望。他不见得不知道子弹来自何方，他是为国族民生免陷战火而宽恕罪恶；如同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反对仇恨的人死于仇恨之手！

可以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射向宋教仁的子弹，击中的是近代百年中国社会初生的政治和解婴儿。随着这一声枪响，倒下的是刚刚生长起来的政治和解的希望，中华民族鲜红的血再次从宋教仁的伤口流出。随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发动“武力讨袁”进行二次革命。烽火又起，血腥续接。林长民给宋教仁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教仁之死的严峻后果看得很清楚。

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第二次时机在1945年。历经8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本来应该喘口气生机养息，过太平日子。加之当时急需恢复元气的美国、苏联都不希望中国再生战火，一个社会和解的新机缘又稍然而至。然而这样的大好时机却被国共两党联手埋葬。

在国内外国共和谈的呼声和美国的调停努力中，曾被毛尊为师长、在知识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胡适，于8月24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润 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 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 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给毛发了电报“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胡适曾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给予支持,高度评介、赞扬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毛尊胡为师，二度登门求教，两人也有书信往来。但书生胡适根本不知，此时今非昔比、羽翼已丰、屯兵藏粮的毛正在做着帝王登基美梦。一方不甘当“老二”，一方死抱“党国”邪念，毛与蒋双方早已各怀鬼胎，磨刀霍霍，假和谈真备战，密锣紧鼓准备在沙场上为独占权位决个你死我活。面对迷信枪杆子出政权、连苏联的高压都不起作用的政治领袖，仁人君子“规劝”的话语是如此孱弱无力。在1949年的枪炮声中，胡适黯然浮于海远离这块不宜生存宽容、无和解立椎的大地。

另一位与胡适一样强烈意识到中国需要“反对党派之自由”的多党制，是来自共产党阵营的先贤陈独秀。1940年，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在病中给友人的信写道，“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把民主政治当着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他沉痛地指出“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然而，在西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乌托邦意识形态的鼓动下，“砸烂旧世界”的冲动正呼啸而行，被边缘化的陈独秀1942默默死于四川江津。

随着胡适远去和陈独秀逝去的，是中国人在议桌上解决政治纷争从而免于流血的宝贵机会。国共两党在相互残杀对方几百万人后，一方退走台湾岛“戒严”了40年后，才痛定思痛放开党禁开始了执政党的轮替；一方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这种政下继续革命了30年后才觉今是而昔非，开始了“改革开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和成为中国大陆的国名；但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名义上的“共和”却演变为实质上的专制。人们知道，为了夺取国民政府手里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40年代起极力联合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民主宪政是当时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各方的共识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民主宪章，由多个党派组成联合政府。非中共人士约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半数，三人出任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不少战犯被特赦，许多专家从国外被请回。或可说，这 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治和解的局面。可惜好景不长，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理位子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皆转任人大副委员长。联合执政的党派自此分为“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共产党的权力自此一路恶性膨胀，最终成为党即国、党国合一的巨无霸。

作为一种中间势力，民主党派曾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起到缓冲和调停的作用，1949年后也曾努力试图调解社会冲突。但在1954年后民主党派不但失去联合政府中的参政地位，连在野党的监督功能都损失殆尽。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共产党权力导致“若干重大的失误”，酿成的接连灾难让中国社会走到频临崩溃的地步。

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民主共和运动。那时，为了挽回流失殆尽的执政合法性，在中共党内开明派胡耀邦、赵紫阳等的主导下，中共启动了与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社会和解进程。随着大批“右派”、“黑五类”、“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平反，万千家庭重新有了欢声笑语，中国阴云密布的政治天空露出了些许蔚蓝。

我们回顾屡失和解良机的近代史之后，会倍感这次大和解的弥足珍贵。不难想象，沿着这条正道前行，中国社会会是怎样的另一番观景。

然而国运不佳，1989年一场本可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化解的危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得民主共和的进程嘎然而止。但1989年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中共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机制不是只说说而已，当时执政党曾经着手研究和做这件事情，也确实想要建立一些民主共和的对话和沟通机制。建设性的工作刚刚起步，却因“六四”而中断。

“六四”中 有学者曾经呼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 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 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 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尽管部分学生确有激进之嫌，尽管缺少民主实践经验的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未能负好引导事态健康进展的责任；但现在反思，如不是一批武力、暴力迷信者用枪指挥朝政，理性话语如能被朝野两端的“领袖”们认真的掂量一下，“六四”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历史不能重演，只有苍天为这个苦难中国的垂泪。因为从那时起，政治体制改革不再，代之而起的是“无节制掠夺”、“可持续榨取”的狂欢；在改革成果分配不公、改革共识严重分裂、改革资源优势近于耗尽的眼下，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连同沉醉于尽情享受国库民脂美妙大餐的权贵们，谁也不知一场巨大的冲突将在何时不期而至。

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失望，还应该对中国的共和事业充满信心。因为从宏观的角度评价，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是中国自西风东渐以来延续最长的一次民主共和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大多数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民主共和运动。

从宏观的立场看待这次改革开放，我们可以将其与中国近代以来历次的民主共和运动做个比较，就知道为什么以前历次民主共和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民主共和运动 却在中国基本成功。此次民主共和相对成功的关键，就是因为这次民主共和运动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延续的时间最长，而且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具有特别的社会经济史的价值。

做一个假设，如果1913年前的那次民主共和运动能够延续下去，那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各方面都会不同。特别是从言论的自由度和思想的开放性来比较，那一次的民主共和运动，远远超过1978年后的改革。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次的民主共和运动真正是非常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历史延续最为悠长的国家，诞生过无数的大家。然而，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角度来讲，最近30年的改革，是远不如第一次的民主共和运动。在这30年中，中国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没有产生过任何一个可以与第一次民主共和运动中涌现的那些风流人物相比的角色，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那个时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多少影响后世的大家，无论是对中国长期发展的规划、还是思想的推动，都殊为不凡。这些大家，为中国后世向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发展，探索了基本架构。比如1913年前，有立志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有倡导世界眼光和国际竞争的严复，有制定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的沈家本，以及当时尚年轻的蔡元培、胡适等，前者为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建设所做的尝试，至今尚难超越，而后者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到今天仍被不断地被证明其长久的价值。

第二次的民主共和运动运动发生在20世纪1930年代开始至国共内战爆发。如果纯粹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即GDP的增长指标判断，中国的进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非常可观。从思想观念的进步看，第二次维新比不上第一次，但也超过今天的改革开放30年。知名学者如文学上的沈从文、曹禺、鲁迅等；艺术方面的黄宾虹、张大千等；比较史学方面的陈寅恪以及哲学方面的前半生的冯友兰等。这个星光闪耀的时代，在1949年后，特别在1957年后，也黯淡下来。即便是左派的共产主义先行者陈独秀，其思想的光芒和远见在他的同志们中，也是鹤立鸡群。所以，如果从纯粹的思想学术观点来回顾，这三次民主共和运动是一次不如一次。但是，如果从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全方位影响来评价，1978年以来的30年则是最大最深远的。对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有个远距离的客观评价。

这30年之所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就因为它具备延续性。在所有的因素中，延续性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最好的政策，一个最好的对策，如果延续不下去，那只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不具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意义，当然也不具有社会史的意义。之所以说1978年 开始繁荣中国第三次民主共和运动具有延续性，标志性意义在于台海两岸的紧张气氛得到空前的缓和，在台湾民主化的影响下，整个中国的民主共和前景逐渐明朗。 国共两党曾有过二次合作，在国民党经政党轮替执政获得新生之后，国人再次期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议会里的第三次合作能早日到来；而大陆社会在30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巨变，又为延续被中断的第二次民主共和运动提供了优良基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望和反省百年中国社会错失的和解机缘，我们可清晰的看到一条“武人乱政”的“政统”主线；由武夫为主要构成的强人政治一直顽强地主宰着中国社会和国人命运，人们看到族群、社会和政治和解在中国立足之地的贫瘠和荒芜。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毛泽东乃至改革开放时期的1980年代末期，难道中国土壤真只适宜生长善舞长剑的枭雄？百年屡失民主共和良机，使中国现代化进程遭到重挫，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中华民族的“复兴”概念，在百年前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人那时自认为是天下第一。只有当知道自己落后了，才会有“复兴”的观念。而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证明，惟有民主共和，才能走上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