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廉洁”

“廉洁⾼官”陈云背后的特供

项南先⽣去世后不久，曾有媒体刊⽂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的重要组织动作之⼀。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九⼋六年四⽉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个⽉下台的。⽽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时，要想利⽤职权搞点⼩⼩的个⼈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且完全可以借⼝是“⼯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上班。除了⾃⼰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级⼲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相应调整，⽐如公⻋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活⽤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惹⽕了⼀⼤批中共元⽼。连当时积极倡导⼲部制度改⾰的邓⼩平都觉得“多此⼀举”。

本来，邓⼩平劝说党内元⽼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平嘴上不明⽩说出来，⼼底⾥的想法⽆疑是要对这些⽼⼲部采取“赎买”的政策，⽤⽐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疑有“杀驴”之嫌。这⼀来，陈云等⼈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平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享受“特供”⽽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次请胡⽼先⽣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学访问讲学的《⼈⺠⽇报》前副总编辑王若⽔夫妇到家⾥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书记期间⾃⼰并不廉洁的例⼦，其中之⼀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就是在中南海⾥⼤兴⼟⽊翻修⾃⼰官宅之后，⾃⼰的所做所为更为过分。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把⼿和⼆把⼿⽆疑是邓⼩平和陈云。邓⼩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上的⼀、⼆把⼿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陈云的家⽆论是⾯积还是档次都要⾼上好⼏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数字。

王若⽔先⽣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顺此话题谈起⾃⼰⼥⼉和陈云的⼥⼉有过交

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主动问胡绩伟的⼥⼉“要不要⻅我爸爸？”

胡绩伟⼥⼉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圈，进了好⼏道院⻔才达到陈云本⼈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院”，深不可测，让⼈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说起了陈云另⼀项“搞特殊化”的例

⼦。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由公安部九局的⼀位科⻓负责，定期从福州、厦⻔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果及⼏种⼟特产。

⾄于廖志⾼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职看出⼀点蛛丝⻢迹。整个邓⼩平时代⾥陈云⼀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从省委⼀把⼿上退下来的⽼⼲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九⼋⼆年⼆⽉，⼤约过了⼀年多时间，他才⽆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居然⻁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个省委第⼀书记，居然在⾃⼰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个⼩⼩的科⻓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书记搞“⽣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更何况陈云⽣前向来是以“⽣活简朴”、“严于律⼰”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联想起当年在陕⻄华清池中享⽤⼴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分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项南的好⼼之所以传⾄陈云的⽿朵，党内有⼀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位⼯作⼈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居然先下⼿为强，想⽅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九⼋五年六⽉⼆⼗⼋⽇⾄七⽉⼆⽇，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把⼿。于此同时，由陈云亲⾃委派的中纪委的⼯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当地出现当地⼀些企业单位⼤量制造假药，并利⽤各种⼿段⾏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九⼋五年七⽉⼗三⽇，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刻被⼀些敏感⼈⼠嗅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个地区的领导班⼦问题，⽆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多派出⼯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后，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在对某⼀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疑是空前绝后。其⽬的显然是要扩⼤声势，为借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批年事已⾼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此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的胡平等⼈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书记”，书记则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线”。⽽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书记，地位仅次于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是“⼲部年轻化”和“新⽼交替”，但是⽣于⼀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李昌年⻓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线，反⽽还升了⼀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步重⽤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疑是令中纪委内再⽆⼈为项南说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