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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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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郑永年]　(2012-06-05)
                   
            　　随着中国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尽管人们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会相比较，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非常低，甚至远远低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国那么高的社会。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阶层都不满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极端的贫穷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明白过来，并不是说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实际上，当社会的一切由GDP来引导的时候，社会的一切价值都是由GDP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惨故事就开始了。由GDP主义产生的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社会关系的紧张等，都与中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没有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能说不重视文化建设；不过，文化建设的功效显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的安静因素。要重建一种安静文化，人们必须理解中国传统的安静文化是如何建立的？近代以来这种文化是如何被破坏的？今天如何批判性地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安静因素？如何克服倾向于导致社会躁动不安的文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还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就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取之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不流动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一个人出身在哪个种姓，就一辈子属于这个种姓。在欧洲，社会阶层也相当固化，连贵族都是可以继承的。与这些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皇权属于皇帝个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皇亲国戚尽管也是有权有势者，但这些人都不具有继承性。只有皇帝这一职位具有继承性。较之欧洲，中国的家族世袭性范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相权的开放性。用今天的话来说，皇权是统治权，而相权是国家管理权。就是说，传统社会，管理权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皇帝通过各种机制，例如选拔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把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权里面来。管理权的开放性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分，但同时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假定任何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一部分。就是说，“士大夫”这个阶层极其开放。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农、工还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
            毛泽东阶级革命颠覆传统秩序
            　　中国文明数千年，尽管皇权不断转换，但社会阶层的这个秩序始终没有变化。中国文明没有被中断过，这个社会阶层秩序是关键。皇权因为革命和造反而不断转换，但一旦新皇朝确立，原来的社会阶层秩序就会得以恢复。
            　　但是，这个社会秩序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传统国家形式在帝国主义面前屡屡失败。当时，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对中国传统国家政权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时期。孙中山先生起初想学西方自由主义来改造中国，建立多党制基础之上的议会制，但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通过革命来建设新形式的国家政权。这条路线从孙中山后期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
            　　不过，“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继承人蒋介石，都还是想保留原来的阶层结构。或者说，孙中山和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不是社会革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权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想恢复传统社会价值，这可从其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看出。
            　　毛泽东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在同时进行这两场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所依靠的是从西方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既“阶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但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指的是“经济阶级”。不过，“阶级”的概念到了中国之后就有了激进的转型，从欧洲的“经济阶级”转型成为中国的“政治阶级”。从“经济阶级”到“政治阶级”的转型极为关键，因为前者是个客观现象，而后者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就是说，“经济阶级”是可以用客观经济数据来衡量的，但“政治阶级”则更多的是用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正确与错误等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的。
            　　当“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结合起来时，阶级就成为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彻底性。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方法用到了极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阶级斗争”的方法促使政治动员延伸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史地看，无论是数千年期间不断发生的农民战争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的革命都从来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是第一次。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变成唯一的执政党。本来共产党就应当迅速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阶级斗争”应当停止，而应当被“阶级和谐”所取代。但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得以延续。“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到达了顶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不同的政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等关系也被彻底破坏。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阶层和谐至此彻底摧毁。
            新的社会阶层身份仍未建立
            　　现在的情况又怎样了呢？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经过30多年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建设，中国从一个毛泽东时代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建筑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快速地出现当初欧洲（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阶级概念。
            　　一方面，尽管执政党已经不再强调传统的“政治阶级”，但这一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还在很多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分子）还不时地试图诉诸于政治阶级，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一旦当这些人看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阶级的概念。政治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思维。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意识形态式的思维不仅表现在左派，也表现在自由派阵营。各派观点不同，但思维模式非常类似。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经济阶层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的机制和规则。从政府方面来看，还没有确立一整套保护社会的机制来调和阶层利益。从社会阶层来看，各社会阶层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认同及其责任感。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阶层和资本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阶层，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失效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则做得过分。同样，资本阶层也没有确立其社会责任感。当这两个阶层只想社会汲取资源，而对社会缺失责任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
            　　有人说，阶级斗争造就的是一种“狼文化”。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因为缺少社会建设，也演变成一种“狼文化”。因为缺少社会保护，市场经济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建设一种安静文化呢？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人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来努力。
            　　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型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进一步的中国化式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部分应当坚持，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错误的基础上来保护社会。
            　　不过，必须在两个方面大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其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解决方法，已经被证明为失败。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妥协、和谐的价值观。
            　　同样，在重建大众文化过程中，也必须去除阶级斗争观念。现在的大众文化教育过于理想主义，显得空洞无物，并且里面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现象尤其显然。尽管左、右派的价值观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观。这和近代以来中国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行为方式里面。要进行社会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总结近代以来“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如果对这份遗产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阶级斗争”观念会继续主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其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济阶层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文化，人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
            　　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阶层文化，从社会治理和统治的角度来说塑造得非常成功。尽管中国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仍然可以从传统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和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专业文化。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在建设阶层文化过程中，更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尽管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则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于中国社会。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即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
            　　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尽管这些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复兴，但因为阶层文化没有得到确立，它们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当然，从更高层次看，我们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它宗教因素的问题。传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历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相信中国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它已经传入中国的宗教。当然，这是中国文化的长期的历史任务。提出这一点，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安静文化，中国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建设这样一种安静型文化。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
            “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