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常常在想母亲。最让我不能放下这思绪的,是她这样一个好强又坚强的人由于年龄和病痛不时流露出的无奈。母亲老了,弱了,我油然生出一股深深的内疚,为了她对我的付出,和我在成年后一直离她远游在外,未能尽到应尽的义务。虽然我和老公已邀请父母来加拿大团聚,重温天伦之乐并颐养天年,而实现这个愿望其实非常渺茫。我不时地想象和规划着父母到来后的生活——他们住哪间房,父亲写字作画的案台放在哪里,早餐吃什么,周末去什么地方骑车或郊游——而一想到这些可能永远不能实现,又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母亲的和我的,尽管母亲是一个不允许自己被击垮的人。
按照通行的标准,母亲不是一个很有“女人味”的女人,虽然面容姣好,声音温婉,却从不注重衣着打扮,语调则永远是严厉果断的。不过,从我记事起,她就有许多不同年龄、不同家境、不同职业和文化教育背景的“闺密”,不少与她一直密切交往着,一同慢慢变老。与她们在一起时,母亲有着平时难以见到的神情,她会睁大眼睛表示惊讶,撇撇嘴表示不屑,还会与她们神秘地咬耳朵说着悄悄话……。这时,我觉得她像一个小孩,和我一样。
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母亲和她一个“闺密”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她给她的这位密友做了一个媒,做了一件很“女人”的事。
母亲的这位好友叫袁元,又正好面如满月,体态旖旎,就被称为圆圆了。我叫她袁元阿姨或圆圆阿姨,反正听起来都一样。袁阿姨是当地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比母亲小六、七岁的样子,留着齐耳的短发,脸上带着满满的笑容。见到我,总要把我抱在怀里,问道“给圆圆姨做女儿好不好?”或“去圆圆姨的教室表演字母歌好不好?”文革时期,上课本来就不是“正业”;在湘西南这个偏僻闭塞的县办中学,学外语更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学生们常常因为某些字母和单词的发音而恶作剧或哄堂大笑,因而我这个懵懂的学龄前儿童就显得“孺子可教”,很得她的欢心。我至今记得那C大调字母歌结尾部分,中文歌词是这样的“……为中国人民学习,为世界人民学习,为解放全人类,学好外国语。”我纯粹属于鹦鹉学舌,唱了一遍又一遍,但到现在却还记得。
母亲很是关心袁阿姨的终身大事,责无旁贷地要帮助好朋友找到一位政治可靠、品行端正、身体健康的伴侣。几经筛选和考验,方叔叔胜出,最终与袁阿姨喜结良缘。婚礼那天,他们收到了被单、枕套、脸盆、热水瓶等礼物,在学校的会议室举办了仪式,发了喜糖。母亲这才觉得大功告成,松了一口气。
母亲和袁阿姨继续着她们之间的交往,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一天,父亲从乡下回来(他下放到完完全全的农村),母亲马上把他叫进里屋,来不及确认我是否会出去玩,就和他低声说起话来:
“圆圆跟我说起小方来了。”母亲说。
“……哦……什么事?”父亲好像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母亲沉默了半晌,似乎不知从何说起。
“什么事?”这会儿父亲反而追问起来。
“……她说……小方老要看她洗澡……介绍他们认识时,我可真没看出他有这个毛病……”母亲的语调充满了迷惑和自责。
这个故事过去几十年了。成年后,与母亲相聚时,我们会一同回忆过去的人和事,这时,母亲也会把我当作大人,与我平等地交流。但尽管如此,我没敢问她现在怎么看待方叔叔,怕她批评我。我很高兴地得知,母亲做媒的这段婚姻很持久、很幸福、很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