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主席团的成员，百分之八十以上，难怪有人说“昔日知青掌控今日中国”，“今后十年，中国这艘航船将空前绝后地由知青领航”。他们插队的时间长短，很不一样，与他们家庭在当年的政治光谱上所处的位置有关：越是偏在“红”这一端，时间越短；越是偏在“黑”那一端，时间越长
中共十八大终于开幕了。国内朋友来信说：“欢呼十八大早开幕，盼望十八大早闭幕！”——种种禁令实在太扰民了，有些可笑得匪夷所思（例如，至少有三位朋友给我转发来那个出租车载客过天安门必须签协议，并必须将后车窗玻璃的摇把卸下来的规定），天下竟有这样号称“代表人民”、却对人民如此防范的党，让我叹为观止。
不过，对这些我无心评论——或许当权者获知了一般老百姓所没有知晓的某些警告？这么做有他们的理由。我这里想起来的是另一个话题：
中共十八大终于开幕了。国内朋友来信说：“欢呼十八大早开幕，盼望十八大早闭幕！”——种种禁令实在太扰民了，有些可笑得匪夷所思（例如，至少有三位朋友给我转发来那个出租车载客过天安门必须签协议，并必须将后车窗玻璃的摇把卸下来的规定），天下竟有这样号称“代表人民”、却对人民如此防范的党，让我叹为观止。
不过，对这些我无心评论——或许当权者获知了一般老百姓所没有知晓的某些警告？这么做有他们的理由。我这里想起来的是另一个话题：
这张照片，一看就能估计出来，肯定是境外媒体记者拍摄的。拍摄的是等候正式宣布开会的瞬间。有人称赞：拍得生动，让民众相信，领导中国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看他们的年龄，我相信他们都有知青经历。
看到十八大主席团的成员，我马上涌起一个念头：除了早已退休、此番被请回来坐上荣誉席的那些元老之外，其他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曾经是知识青年。 难怪有人说“昔日知青掌控今日中国”；又有人说“今后十年，中国这艘航船将空前绝后地由知青领航”。
于上个月底出版的《新史記》第10期，正是一本“知青掌控中国专号”。
这里摘录一段我为该刊所写文章《知青的悲剧与官员的悲剧》中对他们的介绍：
政坛上的知青成功者，与知青的整体命运并非同步。当他们说“青春无悔”时，我们必须想到，这是建立在众多牺牲者“不堪回首”的血泪之上的“无悔”。
而政坛知青们插队的情况，其实很不一样。
有些高官，在官方公布的简历上载明当过知青。但是稍一追究，就会发现，他们是知青队伍中的匆匆过客。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17岁时和同龄人一起上山下乡，成为山西平陆县的一名插队知青；但几个月后，他就告别农村，在其他知青艳羡又诧异的目光中进了县印刷厂当工人。情况类似者并非个别。另一位新星、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到青海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插队，不到一年，18岁时就返城，进了青海省商业厅当通讯员。在那个“扎根农村”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他们只是镀了一层薄薄的知青金箔而已。
另一些高官，在农村的年代相对来说长得多。像王储习近平六年多，卫生部长陈竺有五年，商务部长陈德铭也是五年，科技部长万钢曾插队六载，国台办主任王毅在兵团有八年、科技部党组书记、李学勇更有九个寒暑……知青生涯影响其人生信念的刻骨铭心程度，就远非前者可比。
政坛知青的插队时间长短，呈现正态分布，特别短和格外长的都属少数，多数人是在一年半到三、四年之间，像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两年，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两年，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两年，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四年，中组部长李源潮四年……
应该指出，其中有些人是被就地提拔：在插队的单位被领导青睐，于是委以各种职务，提拔为基层领导干部。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如此，他们的六年、四年知青岁月中的后半段，都当上了脱产或半脱产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已经并非普通知青了；情况类似的还有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农场就地提拔；李学勇后来当上了建设兵团的副营长；前中纪委副书记、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也是在农场劳动三年之后就地转干。他们当知青的年头，实际上都比他们简历上所载明的要短。
插队的时间长短，与各省经济建设所处地位、工交行业需要劳动力的急迫程度有关，也与知青所在地的管理水平有关，更与他们家庭在当年的政治光谱上所处的位置有关：越是偏在“红”这一端，时间越短；越是偏在“黑”那一端，时间越长。
一般来讲，蜻蜓点水，在农村兜了一圈就走的，多是相当级别的官员的子女，父辈拥有较多人脉资源，神通广大，有“路子”让他们很快离开——当然，拥有更大权力、更多资源的官员，会安排子女当兵或安排工作，根本不下农村，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而那些在农村和农场生活了较长时间的，多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也是一个“文革”期间中央文件明确定义的概念，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他们的父辈家庭受到严重冲击，他们被拖累，无法跟别的知青一样参军、被推荐上大学和被招工，只能年复一年在农村熬下来。
而处在插队特别短和格外长这二者之间的政坛上的知青，多是中国普通人家庭的子女。但他们在没有遇到招工机会之前，也不断寻找改善本身境遇的门路、渠道，例如，当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的会计、记工员，业余文艺宣传队员，民办教师，等等。毕竟，与更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相比，“知识青年”还是要算有点知识的。
于上个月底出版的《新史記》第10期，正是一本“知青掌控中国专号”。
这里摘录一段我为该刊所写文章《知青的悲剧与官员的悲剧》中对他们的介绍：
政坛上的知青成功者，与知青的整体命运并非同步。当他们说“青春无悔”时，我们必须想到，这是建立在众多牺牲者“不堪回首”的血泪之上的“无悔”。
而政坛知青们插队的情况，其实很不一样。
有些高官，在官方公布的简历上载明当过知青。但是稍一追究，就会发现，他们是知青队伍中的匆匆过客。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17岁时和同龄人一起上山下乡，成为山西平陆县的一名插队知青；但几个月后，他就告别农村，在其他知青艳羡又诧异的目光中进了县印刷厂当工人。情况类似者并非个别。另一位新星、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到青海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插队，不到一年，18岁时就返城，进了青海省商业厅当通讯员。在那个“扎根农村”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他们只是镀了一层薄薄的知青金箔而已。
另一些高官，在农村的年代相对来说长得多。像王储习近平六年多，卫生部长陈竺有五年，商务部长陈德铭也是五年，科技部长万钢曾插队六载，国台办主任王毅在兵团有八年、科技部党组书记、李学勇更有九个寒暑……知青生涯影响其人生信念的刻骨铭心程度，就远非前者可比。
政坛知青的插队时间长短，呈现正态分布，特别短和格外长的都属少数，多数人是在一年半到三、四年之间，像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两年，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两年，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两年，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四年，中组部长李源潮四年……
应该指出，其中有些人是被就地提拔：在插队的单位被领导青睐，于是委以各种职务，提拔为基层领导干部。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如此，他们的六年、四年知青岁月中的后半段，都当上了脱产或半脱产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已经并非普通知青了；情况类似的还有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农场就地提拔；李学勇后来当上了建设兵团的副营长；前中纪委副书记、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也是在农场劳动三年之后就地转干。他们当知青的年头，实际上都比他们简历上所载明的要短。
插队的时间长短，与各省经济建设所处地位、工交行业需要劳动力的急迫程度有关，也与知青所在地的管理水平有关，更与他们家庭在当年的政治光谱上所处的位置有关：越是偏在“红”这一端，时间越短；越是偏在“黑”那一端，时间越长。
一般来讲，蜻蜓点水，在农村兜了一圈就走的，多是相当级别的官员的子女，父辈拥有较多人脉资源，神通广大，有“路子”让他们很快离开——当然，拥有更大权力、更多资源的官员，会安排子女当兵或安排工作，根本不下农村，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而那些在农村和农场生活了较长时间的，多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也是一个“文革”期间中央文件明确定义的概念，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他们的父辈家庭受到严重冲击，他们被拖累，无法跟别的知青一样参军、被推荐上大学和被招工，只能年复一年在农村熬下来。
而处在插队特别短和格外长这二者之间的政坛上的知青，多是中国普通人家庭的子女。但他们在没有遇到招工机会之前，也不断寻找改善本身境遇的门路、渠道，例如，当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的会计、记工员，业余文艺宣传队员，民办教师，等等。毕竟，与更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相比，“知识青年”还是要算有点知识的。
这张照片，一看就能估计出来，肯定是境外媒体记者拍摄的。拍摄的是等候正式宣布开会的瞬间。有人称赞：拍得生动，让民众相信，领导中国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看他们的年龄，我相信他们都有知青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