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撤离广场——《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编者按】本刊上期转载了刘晓波所著《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绝食在纪念碑上”的第一节“人群的诱惑”。现根据读者的要求继续转载。本期转载的是第三章的第二节“撤离广场”，所记载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的事情。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宣布在广场进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名誉校长严家其发表演讲。他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要求李鹏必须辞职，如果李鹏还继续与人民为敌，必将要接受人民的审判。他最后说：“如果政府用暴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将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来铸造中国的民主事业。”严家其讲完后，广场指挥部宣布了民主大学校委会的成员名单。我觉得现在还成立什么民主大学有点儿滑稽。更荒谬的是我的名字也进了校委会。我在这之前从未听说过要成立民主大学的事，更没有人征求过我是否同意进入民主大学，民主大学的办学宗旨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学运之声”广播站宣布：据可靠的消息，戒严部队将于凌晨至四点钟之间进入广场。号召人们“血战到底”。大概是六月四日一点钟左右，广场已经被戒严部队围住，官方的广播开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联合发出的“紧急通告”，大意是：现在，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共和国的首都，戒严部队将于今晚采取行动平息反革命暴乱。为了保障广大市民的人身安全，特紧急通告如下：市民们不要上街，更不要去天安门广场，凡是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必须立即离开……不听从劝告者，我们将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紧急通告”一遍遍地反复播放，威严的语气和不容争辩的措辞令人生畏。广场的四周不断地响起零星的枪声。我走出绝食棚，看见密集的人群正以最快的速度向广场的四面八方疏散。客观的时间起码有十几分钟，但我的主观感觉中仿佛仅仅是一瞬，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纪念碑附近的数千人。“看起来真要动手了。”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可能随时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面对棍棒、刺刀、催泪弹和枪口。可是，也许由于突然逼近的危险使我惊呆了，也许因为亢奋的大脑还没有转过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恐惧，也不想找他们三人商量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我呆呆地站了足有十几分钟，毫无感觉地回到绝食棚中。

周舵和侯德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失措的感觉，似乎我们是处在一场血腥大战的最安全地带。但是，不断地有人进来，描述着外面令人恐惧的气氛。我听了这些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但又的确不知道要做什么。索性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但是，一躺下又觉得危机四伏，很不安全。绝食棚附近的纠察线已经没有了，绝食棚也再不是难以接近的“圣地”。人们进进出出，传递着各种消息。几个一直守在门口的纠察队员象宣誓似地对我们说：“四位老师，万一发生危险，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要是死也死在一起。”

六月四日二时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了吾尔开希的声音，他号召人们坚持到底，并发誓说：“只要我吾尔开希有一口气，就要坚守广场。我与广场共存亡……”突然，他的声音中断了，我猜想可能又是心肌炎犯了。他经常在公众场合犯病，讲着讲着便突然语塞，手捂胸口作快要晕倒状，于是马上有人搀扶他，踉踉跄跄地被扶上担架抬走。果然，十几分钟后，吾尔开希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我们的绝食棚的东侧。刘燕来到绝食棚中，贴在我耳边说：“开希来广场，本想在危险的时刻肩负起领导学运的重任，可是他绝食后身体一直不好，又犯病了。他让我来叫你和德健，他有话跟你们说。”我说：“刘燕，你我都知道开希的犯病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他想说什么。现在我没什么要说的。开希病了，你快找人带他去医院吧。”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吾尔开希被抬上一辆救护车，离开了广场。此时，离开戒严部队进入广场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这时，广场上靠近天安门的西南侧的长安街上，有坦克和军车被点燃，火光映红了大半个天安门，不断地听到一阵阵枪声，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仍然在一遍遍地播放，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凌晨两点多钟，几个纠察队员拿来了饮料、面包、苹果、香肠、油饼等食品，劝我们吃一点儿。显然，今晚的清场确定无疑，再绝食已毫无意义。高新、周舵和侯德健都吃了些东西，我没吃。不是因为要继续绝食，而是吃不下，没心情吃。但是，我们四人并没有商量一下究竟怎么办。有几个学生劝我们尽快撤走，他们的理由是：你们四个人不是学生，而是被官方指责为“黑手”式的人物，一旦被抓住，肯定倒楣。而且，纪念碑肯定是清场的主要目标，绝食棚里太危险。我说：“来了就要坚持到底。要撤也只能与学生一起走。”

凌晨两点半左右。邵江全身颤抖地找到周舵，向他们详细叙述了广场外发生的令人恐惧的场面。他说：“周老师，你们想象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们想想办法，救救广场上的学生们。现在，只有你们四位老师能做到。”邵江边说边流泪。时至今日，我们四人仍然感谢邵江，是他的请求打动了我们，之后才有组织学生撤离广场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那天晚上的天安门广场的幸存者都应该感谢他。同时，一名医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议由我们组织学生撤出广场。

邵江的亲身经历和恳求使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广场所可能造成的流血，使周舵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上的人和平撤离。周舵知道我易激动、脾气倔，难以被说服。所以他先找到高新和德健，说服他俩同意组织和平撤离。他俩被说服后，他们三人一起来说服我。开始，我坚决反对。我有些结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撤？撤得成吗？”我还陈述了不撤的三个理由：一、广场已经被戒严部队死死围住，根本无路可撤。撤离并不能减少危险，还不如留下来等待戒严部队清场。二、那些害怕的人早走了，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是准备以死相拼的人，要说服他们主动撤离广场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三、我们四人不是学生领袖，更不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由我们四人提出撤离、组织撤离，既不名正言顺，又要被指责为懦夫。要组织撤离也应该由广场指挥部出面。他们三个人都反对我的主张，认为无论如何要以数千人的生命为重，有一线希望就要做一百倍的努力，即使承担懦夫的恶名也要组织撤离。

尽管他们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我觉得他们说得有一定道理。更重要的是，绝食是我们四个人的集体行为，不管我赞成与否，都应该尊重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同意撤离。接下来是商量怎样才能使和平撤离成功，怎样做最安全最有实效。十几分钟后，我们四人就统一了看法：一方面派人找戒严部队谈判，让他们为撤离开出一条通道，可能的话，让他们延迟清场的时间。另一方面，动员广场上的坚守者交出他们手中的枪、棍棒、刀、酒瓶和自制燃烧弹等可能导致暴力对抗的武器，说服学生和市民撤离广场。正在商量时，“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柴玲的声音：“……现在，已经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愿意离开广场的人可以离开，不愿意离开的人就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坚持到最后，用生命保卫广场，包围这次民主运动。”听到柴玲的话，我感到组织撤离必须要说服广场指挥部，如果他们不配合，撤离是不可能的。我们商量决定去广场指挥部。

我们四人到了广场指挥部，向柴玲、李禄、封从德说明了来意。他们同意撤离，但不同意和我们一起去找戒严部队谈判。我们只能自己去。我们通过“学运之声”

广播站向全体坚守天安门广场的人和戒严部队发出和平呼吁，希望马上进行谈判。幸运的是，我获得自由回到北京后，得到一盘当时的现场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录音者：广场指挥部发布最后一道命令，让同学们全部聚集到纪念碑上，全部聚集到纪念碑上。

学运之声主持人：同学们不要放鞭炮了，不要放鞭炮了。不要制造混乱，不要制造混乱。

柴玲：工人可以撤下、市民可以撤下。同学们绝不撤下。同学们不要再留市民，不要再留市民。

学运之声主持人：同学们迅速聚集到纪念碑上。在最后一刻，我们将作为人民英雄永垂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柴玲：愿意撤离的同学，你们可以去发动，有组织的有秩序地往一个方向撤离。不愿意撤离的同学，你们可以继续坚守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可以坚守广场。（录音带插话：这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香港人：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敌人不是军队，而是我们政府。我希望大家要谨慎（录音者插话：这是香港同学在讲话）。我们香港同学谢谢你们。一起守护着天安门，一直到胜利，我们香港同学支持你们。

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发布第五号最严厉的命令：请所有的手中有棍棒、瓶子、砖头、甚至燃烧弹的同学立即放下这些徒有虚名的武器。你们知道吗？在西长安街上，已经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被杀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掷东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东西，作为你个人，而你想到（没有）只要你一仍，所有的同学都要牺牲。

周舵：呼吁你们立即派代表到天安门广场到纪念碑上，到我们的营地来举行谈判。我们负责说服全体同学立即撤离广场。请你们立即派代表来举行和平谈判，我们负责动员全体同学撤离广场，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请迅速传达我们这个紧急呼吁，由我们四个人去和你们谈判也完全可以。

刘晓波：我呼吁你们马上派代表到纪念碑上进行谈判。必要的话，我们四人可以前往军营，前往戒严部队指挥部进行谈判，进行谈判，谢谢！（录音者插话：刚才是刘晓波代表绝食的四个人侯德健、周舵、高新来就谈判的形势讲话）。

学运之声主持人：广大的市民们，同学们，下面请一位市民的见证人给大家讲几句话。

一位市民：广大市民们，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向广大市民讲几句话。我向广大市民呼吁。刚才我从永定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这条街来讲哇，已经死亡了十几个人。我作为一个辛存者，手已经割伤了。希望广大市民们放下手中的东西，在街上静坐。我估计、我认为吧，士兵们也不会向广大市民开枪。不要再有过激的行动。谢谢！

上面的录音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当时广场上的人的情绪。我们四人还呼吁大学生马上行动起来，各学校组织好队伍，市民可以插在各学校的队伍中，准备撤离。如果谈判成功，广场上的人就可以马上撤离。但是，从内心深处讲，我感到和平撤离的希望不大，因为我们四人还没有完全说服广场指挥部的人。“学运之声”的基调不是撤离，而是坚守。在我们呼吁时，不断有人骂我们是懦夫、胆小鬼。

在派谁去谈判的问题上，我们四人争执起来。我提出：“绝食由我发起，我必须去。另外，德健一定要去。他知名度高，安全系数大。”他们三人坚决不同意我去，主张让周舵去。因为周舵的长相和为人都比较平和。处理问题比我冷静、理性，而我去则容易激化事态。最后是周舵说服了我。他说：“晓波，我们四人中，你和德健的知名度最高，而你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威望更高，我和德健去谈判，可以增加安全感和成功率。你留下来和高新一起劝学生，效果肯定比我留下来好。”就这样，周舵和德健去谈判，我和高新留在纪念碑上劝学生。

周舵和德健穿上医务人员的白色衣服，在两名医生的陪伴下，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向天安门方向的戒严部队走去。望着他俩一阶阶走下纪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阵阵揪痛，我不知道他俩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来，戒严部队的枪口是无情的。如果他俩遭到不幸，我就会背一辈子负疚的十字架。因为是我把他俩带入危险之中，没有我的发起绝食，他俩无论如何不会置身于这么危险的情境之中。我突然后悔发起这次绝食，更后悔不该让周舵去谈判。“万一、万一、万一……”我在心中反复重复着这个词，呆呆地站了好长时间，直到他俩的背影消逝。

泪水已经浸满了我的双眼。能够减少他俩危险的和能够缓解广场上的紧张气氛的唯一行动，就是尽全力说服留下来的学生和市民。我和高新拎着手提式扩音机，在几名纠察队员的保护下围着纪念碑转，声泪俱下地说服学生和市民交出手中的“武器”，按校组织起来，准备撤离。我没想到，说服的效果很好。学生们纷纷把手中的“武器”放到一起，集中在纪念碑的最上层，再由几名纠察队员将这些“武器”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我和高新说服学生时，人群中也不时地传出“不撤！”“我不怕死！”“懦夫！”“学贼！”的叫喊。还有人哭着嚷我“混蛋”。

学生们手中的“武器”收得差不多了，但市民手中的“武器”缴上来的不多。两个学生急匆匆地找到我，对我说：“那边有两个人架一挺机枪，准备和戒严部队拼命，谁也劝不动他们，谁靠近机枪，他们就要谁的命。刘老师，只有你去劝了。”我跟着两个学生来到纪念碑上最上层的西南角。果然见两个市民模样的人，分坐在一挺重机枪的两边，机枪上蒙着一副棉被，枪口和枪把露在外面。他俩每人手拿一根铁棍，交叉着放在枪上。我向他俩走去，大约离他们两米左右，两人同时举起铁棍，向我喝道：“你再靠近一步，我们就叫你脑袋开花。”我停住，对他们说：“我是北师大的教师刘晓波。”他们一听到我的名字，便放下铁棍站起来，其中的一个说：“刘先生，我们正想跟你谈谈。”另一个人冲上来，一把抱住我，边哭边说：“刘先生，你们没看见，在广场外面，他们杀了多少人。这群野兽，我们跟他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捞一个。刘先生，你能带头和他们干到底吗？反正我们是豁出去了。”

我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你们拼了命能打死几个戒严部队的人，而广场上是数千人的生命。要报仇，这也不是时候。再说，这次运动一直采取和平的方式，面对残暴的政府，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和自卫方法，只能是和平。就算纪念碑上再有几把枪，也挡不住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人。”

他俩说：“和平，还他妈的哪来的和平。他们已经杀人了，不要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守着和平挨打。刘先生，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我说：“没时间谈了。要嘛你俩打死我，要嘛你俩把枪撤下来。”我说着痛哭失声，跪在他俩面前说：“求求你们，为了广场上数千个年轻的生命，为了你们自己，我求你们把枪撤下来。”他俩一起跪下抱住我，失声痛哭，答应了我的请求。我永远感谢这两位我既不知道姓名也记不住面容的市民，他俩也为和平撤离立了功。但是，他俩的命运比我悲惨，也许现在还在狱中。我知道他俩肯定是作为暴徒处理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份开庭审判我时，法庭宣读过他俩关于如何交出机枪的全过程的供词。他俩的供词对减轻我的处罚非常有利。我今天的自由确实是用许多人的苦难换来的。我衷心地祈祷他俩能早日获释。

他俩交出枪后，我和几个纠察队员把枪抬到位于纪念碑东南角的广场指挥部，把枪交给了李禄，叮嘱他一定尽快处理。李禄开始想把枪藏在一顶帐篷下面，我坚决反对。李禄只好叫来几个学生，把枪扔到纪念堂附近的树丛中。

我要过封从德手中的话筒，动员学生和市民准备撤离。正讲话时，一个市民模样的人大喊着“学贼”冲过来，举起手中的铁棒向我砸下来。多亏身边的纠察队员用身体保护了我，铁棒落在一个纠察队员的肩上，几个学生一涌而上，死死地抓住那个人。那人哭着高声说：“你们撤了，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有身分、有名望的人，我们呢？要是被抓住，最惨的就是我们。反正好不了，还不如拼命。”尽管那人对我发泄着怨恨，但我还是能够理解他的心情。进秦城监狱后就更理解他当时的情绪。在处罚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人时，学生从轻、知识分子从轻，市民从重，大多数被处罚的市民都是作为暴徒。提审的公安人员在劝我悔罪时也说：“你是有文化的人，和那些暴徒不一样。”在“八九抗议运动”中，最悲惨的是北京市民。“六四”血案中的死伤者大多数是市民，因此而被枪毙、被判重刑的大多数还是市民。王军涛和陈子明被判十三年，得到了世界和国人的关注，而那些被作为暴徒判重刑的市民则默默无闻。更令人痛心的是，参加此次运动的北京市民大都动机很纯正，毫无个人功利的考虑，而我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则满肚子花花肠，疑虑重重，私心很重。与市民们的单纯和勇敢相比，知识界显得混浊而怯懦，但他们却得到了国际声誉和大量的资助，还一个个地自视为英雄。

我正在继续动员学生和市民准备撤离时，又有一个学生来叫我，说纪念碑北面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我马上赶到，在两名纠察队员的帮助下夺下了那把枪。我一时不知道往哪扔，交给别人又不放心。灵机一动：“砸掉枪”，我高高举起枪，在纪念碑的石栏上使劲摔，边摔便喊：“我正在砸枪，想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和平的非暴力的宗旨，也证明政府的暴力镇压是法西斯行为。”枪很结实，震得我虎口和双臂发麻，连续摔了不知多少下，枪才弯曲。这时，两名纠察队员从我手中接过枪继续摔，直到摔碎。在我摔枪时，我的正面有一个外国记者拍照，刺眼的白光照亮了纪念碑，我感到自己的成熟和力量。

摔完枪，几个同学又抬上来一箱自制燃烧弹问我怎么办。我说：“马上销毁，千万不能落在激进的同学和戒严部队手中。”正忙着，侯德健和周舵谈判归来。他俩说：“戒严部队同意我们和平撤离，让出广场的东南角。”我们四人马上去广场指挥部向大家宣布谈判结果，并作最后的呼吁。下面的情况也是根据现场的录音整理的。

录音人：现在时间是六月四日凌晨四点，现在广场上的华灯全部关闭，只有长安街上的华灯依然亮着。

侯德健：我是侯德健，我们刚刚到了纪念碑的北侧，天安门前面的部队里面，我们找到了部队的领导同志。我们希望不要再流血。他的番号是多少？团政委叫季兴国，五一零四部队。团政委和我们接触了之后，他请示了戒严总指挥部，同意全场的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全部撤出天安门广场。刚才是周老师和我一起去的，请周老师也说几句。

周舵：同学们，我们现在少流一滴血，将来我们的民主、我们民主化进程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在座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全体同学、全体市民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

侯德健：请大家安静。

周舵：没关系。

录音者：在侯德健讲话的时候有两辆装甲车从历史博物馆由南向北开来。

周舵：我们已经答应戒严部队回来尽力说服同学们尽快撤离广场。我们建议现在以各学校为单位，马上组织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安静的从南面撤离。现在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少数要服从多数。

广场上的嘈杂声、掌声，有人高喊：“不撤！不撤！”

录音者：很多人对撤离广场还有争议。

刘晓波：我叫刘晓波。同学们，现在我们坚持的一贯原则是和平的非暴力，我们希望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民主、最大的民主。现在再多流一滴血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刚才，侯德健、周舵已经向大家谈了，他们和戒严部队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与承诺。现在我们想争取民主，就象周舵老师所说的那样必须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开始。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最民主的原则，这是最民主的原则。希望、希望过激的市民们，你们能够冷静下来，你们冷静下来。这次学生运动离不开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参与。你们今天留在广场，证明了你们的勇敢、你们的信心。我希望你们冷静下来。你们已经为学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们再牺牲我们于心不忍。你们能够保存下来就是对中国民主最大贡献。市民同志们，希望你们冷静下来，在天安门广场的这最后的关键性时刻，能够作一件具体的民主事情，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最后，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学生们，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现在我们必须有秩序地、安全地、各校组织起来撤离广场。任何牺牲在现在都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市民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冷静、冷静，少数服从多数。你们今天如果能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体大学生、全首都的公民们、全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会感谢你们！

封从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我们现在把广场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所有同学。但是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来统计、来统计票数。我们现在就用大家的呼声来表达我们是留是撤的决定。这一次广场指挥部。……下面我们将说撤离、或者说、然后说留守。我说撤离的时候，大家就喊……我数三下，我说撤离的时候大家同意撤离的就喊撤离。再数三下，喊留守，同意留守的就喊留守。好，现在准备由这个呼声来判断我们是撤还是留。这个表决过后，我们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同意撤的喊撤离，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中发出“撤离”的呼喊。

封从德：同意坚持的喊坚持，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发出“坚持”的呼喊。

封建德：我们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现在我们逐步、准备有组织地、把大旗打在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离。外校的同学和市民、工人、市民纠察队和工人、市民、外校的同学都同北京的同学一道撤到海淀区去。

录音者：现在一位英国公民，英国路透社的记者正在录像。

广场上的人齐声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在封从德主持广场上的人就撤离问题表决时，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后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吾尔开希真是个王八蛋。”

广场上的人秩序很乱，还有些人坚持不撤。一位台湾记者正在采访侯德健。我对侯德健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愿撤，特别是那些过激的市民。我们四人再分工，分头去劝。”德健说：“好吧。”我说：“你和周舵去纪念碑北边劝，我和高新留在纪念碑南边劝。无论如何，我们四人一定要最后一批撤离广场。”

德健和周舵去了纪念碑北面。高新下纪念碑组织学生。纪念碑南面的人已经排好了队，准备撤离。突然，广场上的华灯又亮起来，紧接着纪念碑附近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的大喇叭上，发出火花。三辆坦克车从人民大会堂由西向东一直向纪念碑南侧驶来。枪声一阵紧、一阵稀，纪念碑上的喇叭被打哑了。排成队伍的人群正向广场的东南角缓缓地移动。学生们不断地回过头，冲着坦克高喊：“刽子手！”“法西斯！”

在我毫无感觉的情况下，七、八个士兵向空中鸣着枪冲上了纪念碑南侧，纪念碑上的人已经没有了。我站在“学运之声”广播站旁边，想看看柴玲等人是否撤了，我弯下腰，把头探进帐篷，已经空了。我刚刚直起腰，冰凉的、硬硬的枪口顶住了我的后腰。我的身后响起了略带焦急的声音：“你还不快走，没时间了。”我被枪口猛地推了一下，踉踉跄跄地下了纪念碑。由于没有心理准备，我下到最后一个台阶时，差点儿摔倒。多亏我的学生王越红抱住了我。这时，我看见高新挥舞双手，高喊道：“大家不要乱，手拉手一起走。”纪念碑南面的三辆坦克离我大概只有二十几米，坦克上的士兵探出半个身子，头戴钢盔，手里拿着枪不断摆动，示意让学生快走。坦克前面排成一队的士兵，他们挥着枪向学生们步步逼近，有的士兵高喊：“快！快点儿！”

不知为什么，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撤离的学生和用枪逼学生们快走的士兵。有的学生还往士兵这边吐吐沫。当三个士兵端着枪向我吆喝时，我才意识到必须走了。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于硕跑过来，拉起我的手说：“还不快走。”我刚刚走了几步，猛地想起我的手提包忘在了绝食棚中，那里面有我的护照和其他证件，还有两本记录朋友们的电话和地址的本子。我转过身，飞快地走上纪念碑，刚上到一半，纪念碑上的一个士兵居高临下把枪口对准我说：“下去！”我说：“我的护照忘在绝食棚中，请你允许我上去取。”士兵严厉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什么护照。下去，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气了。”面对枪口，我感到凉气袭心，本能地向下退。我的学生王越红和于硕又要上去和士兵交涉。那士兵大吼一声：“不要命了。”我赶紧拉住王越红和于硕。下了纪念碑，我劝她俩先走，我要去纪念碑北侧找德健和周舵。我已经看见高新跟着撤离的队伍走了。于硕走了，王越红死活不肯走，一定要留下来跟我在一起。

我和王越红没有跟向东南角撤的队伍走，而是逆着撤离的人群向纪念碑南侧走。当我俩走到纪念碑的东北角时，最后一批从纪念碑北侧撤离的学生打着旗迎面而来。围着纪念碑的铁栅栏和松树墙全部被踩倒，有的人也随之倒下。在纷乱的人群中，我一眼看见了侯德健，两个学生搀扶着他。我拉着王越红奔了过去。由于饥饿、由于疲劳和紧张，德健休克了。我和王越红代替了搀着德健的两个学生，因为其中的一个学生的脚已经负伤，连自己走路都非常困难。我和王越洪搀着失去知觉的德健，想尽快撤出广场。但是，通向纪念碑东南角的所有空地都被戒严部队封死了。士兵们端着枪，把企图向东南角走的人赶回来。我和王越红只好扶着德健，跟着留在广场上的一百多个人向历史博物馆前的红十字救护站走去。

到了历史博物馆前，看见许多人躺在担架上，他们都受了伤，最重的腹部中了二颗子弹。我向医生们讲了德健的情况。医生马上把德健安置在一个担架上，用毛毯盖住了德健。在历史博物馆前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左右，所有的人都或坐或蹲在地上，只有两个中年的医生在和戒严部队的军官进行交涉。一有人站起来，医生就用手势示意让他坐下。医生还劝学生们不要喊口号。我半蹲在人群中，尽量使视线不被其他人挡住。但我很担心，不知道周舵和高新是否安全撤离，中途会不会出事。更不知道我们这些仍然留在广场上的人将是怎样的命运。

天完全亮了，一片狼籍的天安门广场上，除了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和士兵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人了。士兵们用刺刀挑起各种废弃物堆起来烧掉，广场的上空弥漫着烟雾，一些自行车也被投入火堆。纪念碑上和纪念碑的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几个肩扛录音机的军人录下广场四周和纪念碑的情况。有一个站在纪念碑最上层的士兵打着“V”形手势。一辆坦克由北向南开来，碾过已成碎块的自由女神像，向纪念碑的台阶上冲去，钢铁的履带砸在石阶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一个军官冲着坦克喊了几句，坦克退下了纪念碑石阶。

我们这些聚集在红十字救护站的人被团团围住，一共三层包围线。第一层是手持棍棒、没戴帽子和领章、穿着绿军装的士兵，这些人表情呆滞，有些人低着头，有些人侧着头，似乎不敢正视我们。第二层是戴着透明面罩的防暴部队，第三层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被包围在中间的人，都盯着正在和军官交涉的两位中年医生，谁也不说话，再也没有人企图反抗了，只能等待戒严部队的安排。

我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内心的恐惧使我无法平静。刚才，在组织广场的人撤离时，从未多想过。即使在枪声之后也没有恐惧，一心只想着怎样使学生和市民尽快离开广场。但是现在，天亮了，枪声停了，面对那些面容无表情的士兵，我忽然感到恐惧，即对未来的命运，也对刚刚在纪念碑上的滞留感到恐惧。万一有颗子弹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吗？如果被打死又是为了什么呢？现在，如果医生和部队的交涉失败，我们这些人肯定要作为反革命暴徒被押走，等待我们的不是死亡就是监狱。还不如跟着那些学生们一起撤走。

正在胡思乱想，一位医生让大家站起来，四人一排，向广场的东南角走。刚走出二十多米，前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队伍立即停止前进，所有的人都蹲在地上。这场枪战持续了十分钟左右，是居民楼中的人在和北京公安局门前的戒严部队相互对射，能清楚地听到玻璃的破碎声。

枪声停止后，我们又在原地待了一会儿，才继续向东南角走。我们的两边是近在咫尺的士兵。我的上身只穿一件半截袖的青白色衬衣，感到从头到脚的冷，禁不住颤抖。我身边的王越红问：“刘老师，你在发抖？是不是病了？”我没有回答她，继续朝前走。我们这最后一批撤离广场的人，一迈出戒严部队的包围圈，上了前门东大街，就开始喊口号，唱国际歌。路过北京市公安局前，许多人含着泪冲着戒严部队喊：“刽子手！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一个头缠白纱布的医生大声说：“你们这群野兽，连我们医生都打呀！”马路的南侧，挤满了围观的市民，有青年人、老人、有妇女和孩子，他们哭着说：“你们没失败，你们是好样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有人举起双手，打出象征胜利的“V”型手势。激愤、嘶哑的口号声、《国际歌》声和沉痛、揪心、绝望的叹声混合在一起，给人以一种失败的悲壮感。

【北京之春】1993年7月号（总第2期）  http://www.liu-xiaobo.org/blog/archives/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