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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封鸣冤信
1978年10月，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报》复刊了，复刊后的报纸特别红火，一会儿是对电影《望乡》的讨论，一会儿又刊登了《天安门诗抄》，因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报社每天都能收到整麻袋整麻袋的读者来信。
11月的一天，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的女编辑顾志成，从成堆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了让她吃惊的一行字：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歌颂周总理的好书。这封信来自湖北宜昌树脂厂的青年工人李谦。一个月之内，顾志成已经连续收到好几封这样的来信了，他们还反映过去在收缴手抄本时，有不少团员青年因抄看这本小说而受到团籍处分，现在应该早日平反。
顾志成清楚得记得几年前，围剿反动黄色手抄本是新闻界人人要干的事，这个《第二次握手》就是其中的一本。如今怎么会接连有人说它是本好书呢？这个巨大的疑问激起了顾志成强烈的探究欲。
她当晚就四处打听谁手上有这部书，想看个究竟。说来也巧，问到同事老何时，老何的女儿从北大荒插队回来不久，手上正好有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借来后就连夜看起来，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
确实像读者来信所说的那样，小说歌颂了建国以后回国的科学家，还写了周总理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爱护关心。小说对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描写，也深深地打动了学文学出身的顾志成。
掩卷而思，顾志成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为什么这样一部好小说会被打成反动黄色小说，遭到公安部门的查收呢？清早一上班，顾志成就拿这些读者来信，向文艺部主任王石谈了自己对《第二次握手》的看法。她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幕后黑手姚文元
顾志成通过对东城区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采访，终于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那是1974年国庆节之后，北京北新桥一位街道值勤的大妈在查夜时发现几个小青年围在一块抄一个小本本，那个大妈也不识字，不知他们抄的是什么，就把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反映给了东城区派出所。
派出所马上派人收缴了这几个小本本，又报告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此事很快让邻近的《北京日报》知道了，他们便在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在群众中传抄的情况。
10月14日下午，姚文元又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的‘内参’所反映的那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老、吴有训，写了很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当时的“四人帮”正在积极推动批周公、批当代大儒的热潮，而《第二次握手》中却正面歌颂了周恩来，后人推测正是这一点成了姚文元要追查这部手抄本的真实原因。接到姚文元的指示后，报社方面把有关内容向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口头传达，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
接着，新华社在内部刊物上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报道了小说的传抄及流传情况，并认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甚广”。
而北京市公安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清查，也终于查到了作者在湖南。随后便给湖南省公安厅发去了公函：“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在已查明，这本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青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湖南省公安厅收到公函后，报省委常委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将作者张扬逮捕，当时他还是个在浏阳下乡的知识青年。
顾志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里已经基本判定这是一宗“四人帮”掌权期间酿成的大冤案。如果作者是被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的话，一定是凶多吉少。但当顾志成追问作者是否已被判刑，现在身处何地，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表示一无所知。
心急如焚的顾志成决定亲自赶赴湖南调查作者张扬的下落。如果张扬和手抄本都没问题的话，她想在报纸的文艺版上全文连载这部流传甚广的手抄本，这一大胆的设想不但得到了报社领导王石等人的支持，也得到了作为兄弟单位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响应。
1978年12月16日，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邝夏渝来到了长沙。因为这两位记者来自中央大报，又直接是胡耀邦的下属，起初湖南省公安厅他们特别热情，中午带她们到食堂，没有粮票也管饭，住宿也安排在湖南省委招待所的高级标准间里，但高规格的接待仅仅持续了一天。
第二天，当顾志成表示这部手抄本不是一部坏书，希望湖南省尽早为作者平反时，公安厅的官员就恼火了，一再强调，此案早已定性，作者张扬也早已决定要杀，因为他不光是写了一本反动小说，还反对贫下中农，打死了我们的公安员。结果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晚上，当顾志成回到省委招待所住宿时，服务员竟然面无表情地说：北京记者同志，我们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我们这儿要接待别人，你们另外找地方住吧。无奈之下，两位女记者又找到了另一家条件很差的旅馆，在四人房里住了一晚上后，又被服务员赶了出来，说接到上面通知，不能接待。
这下顾志成火了，又返回省公安厅黄处长那里讨说法，但黄处长矢口否认是故意为难她们，最后还向她们推荐了一个新住处，省工会接待站。等顾志成她们到接待站一看就傻眼了。这那里是什么旅馆啊，简直像个难民营，什么上访的、错判右派的、被赶下乡的小商小贩要求平反的、探监的、告状的各色人等都有，而住的地方就是个大仓库，地上一点装修都没有，就是泥土地，铺是三十多个人挤在一屋的大通铺，屋子里没有厕所，只有两个大尿桶，因为顾志成她们去得晚，就只能睡在放尿桶的铺旁边。这两个尿桶就放在她们床头，把她们熏得晕头转向。更难奈的是12月的长沙阴湿寒冷，顾志成她们缩成一团还冻得难以入睡。
好容易熬到天亮，想找个洗脸的地方都没有。顾志成这时彻底明白了，她们已经被湖南省有关部门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到了驱逐。但是让顾志成气愤的是，对方并不明说，而是采取软整的方式想把记者逼走。当顾志成咬紧牙关再次来到省公安厅想继续采访时，不料门房都不让她们进了，再找湖南省委，省委更是进不去。
最后顾志成只得找湖南省法院。法院的苗院长还挺通情达理，很快就让她们见到了审理张扬案的法官李海初，这位李海初四十多岁，态度相当和蔼，经过一番交谈，顾志成才知道李海初的看法也和她接近，觉得判张扬死刑证据不足，所以他一直在拖延。
其实早在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厅就向省法院起诉，建议从严判处。1977年国庆前张扬就被列入了要枪毙的名单。法院院长和公安厅经常催促说：公安厅送的人就是定了性的，你们法院走下形式就赶快拉出去毙了。幸亏有李海初的拖延，张扬才能活到今天。
听了这番话，顾志成激动地脸都涨红了，一是终于知道张扬还活着，还有救，二是总算在湖南的法院系统找到了“同盟军”。
张扬的秘密档案
见过李海初后，顾志成又向省法院苗院长提出要看张扬的卷宗，了解一下张扬是否有其它反革命罪行，如果有，该杀就杀，该劳改就劳改，不然这次的采访调查很难向上级领导交待。出人意外的是苗院长仔细考虑后竟然同意了，但提出了几个要求，不准做记录、不准带笔记本进去、不准带照相机，只准看，而且只准在档案室里看。
从张扬卷宗的主卷里，顾志成了解到《第二次握手》的创作背景及经过。张扬有个名叫周昌龄的舅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当副研究员。1963年，年仅19岁的张扬，来到北京舅父家，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些科学家，还了解到一些科学家比如吴有训、钱学森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这些都使他深受感动。
张扬从小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在学校里也以作文做得好而经常受到老师表扬。从北京回来后，张扬就萌发了要写科学家、要歌颂科学家的念头，并且立刻动手写了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名字叫做《浪花》。
1965年9 月，21岁的张扬虽然高中毕业了，尽管在班上他的功课门门优秀，但是由于家庭成份的原因，他没能继续升学，而是和多数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到三百里外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插队落户。
那里是偏僻的山区，村子里连电都没有，无聊至极的张扬，就动手把《浪花》改写成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到1969年，小说经过多次修改增加了篇幅，名字也改为《归来》。之后，这个版本就被知青朋友传抄出去了，很快悄悄流传到全国。《第二次握手》这个书名也是在流传过程中，由传抄者改写的。
漏洞百出的起诉书
顾志成最急切想了解的就是张扬为什么会被定为反革命。她重点查看了湖南省公安厅对张扬的起诉书。起诉书的第一条罪行就是：多次书写反动小说《归来》，这本书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主人公是些叛徒、特务、反动权威、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此外，起诉书还列数了张扬的四条罪状：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二、烧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三、猖狂进行阶级报复；四、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为了搞明白这四条罪状是否属实，两位女记者查阅了所有主卷副卷中的旁证及提审交待材料，终于发现漏洞百出。
比如主卷上说张扬烧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问题，事实是：1975年1月7日抓捕张扬时，六个公安人员搜了张扬的宿舍，在当时搜走的物品清单中，并没有被烧坏的毛主席著作。但蹊跷的是在张扬被捕九个月之后，省公安厅在张扬案卷中加上了一本烧坏的毛主席著作。
又比如说张扬“猖狂进行阶级报复”的依据也很荒谬，主卷中省公安厅指控张扬曾将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汤世和逼打致死，而副卷中却有着长沙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上面明确地写着汤世和是因肝硬化、肝昏迷而病死的。
起诉书上的最后一条罪行是指张扬对写《归来》一书不认罪。顾志成翻阅了多次提审记录，发现张扬始终是说：我是通过爱情来写政治，不让写知识分子我偏要写等等。在1975年的审讯中，当省公安厅追查张扬在笔记本中写的“叛徒”是谁时，张扬坚持认为张春桥是叛徒，而这也成了当时定罪的依据之一。
在发现案卷中的多处漏洞后，顾志成舒了一口气，她觉得这下翻案真的有希望了，在确认法院并没有人监视她们看档案后，顾志成便不顾禁令，拿出偷偷带进去的笔和稿纸拼命抄写起来，把所有有矛盾有破绽的地方全都抄了下来。荒唐的伪证
忙活了好几天，又住在条件极差的大通铺里，文弱的邝夏渝终于冻得生病了，而此时的顾志成正冒着风雨严寒单枪匹马地奔赴浏阳的山区，到张扬插队落户的中岳公社去实地调查。因为案卷里装有不少贫下中农要求“严惩”和“枪决”张扬的材料和按的指印。
在中岳公社，顾志成待了整整三天，把主卷里抄下的有疑点的地方一一核对，并找到当事人重新取证。比如张扬的罪证中有一条是说张扬毒死了贫下中农的大肥猪，顾志成就让村民领着找到当时按指印的大娘，没想到大娘这回说了实话，说俺家猪是瘟死的，张扬那娃子挺好的。顾志成问她那为什么要说谎，大娘说村干部都说了，定下来要杀的嘛，多一点儿罪也没事。
顾志成又向一位证明张扬有人命案的公社保卫干部调查。在张扬的主罪案卷里有他证明1967年夏天公社保卫干部汤世和被张扬打死的材料。没想到这次他很干脆地说“张扬没打过他，老汤是得肝炎死的。”
至于为什么要做伪证，他的解释是“当时省里派来的人说张扬的罪行很大，已经决定杀了。他们动员我说，对要杀的犯人说重点没啥。我这也是听上级的话！最后顾志成终于查明了，所有的证据都是在省公安厅办案人员的授意甚至强迫下制造出来的，那些按手印的村民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动员着按了手印。村民们还说上边来的人叫我们参加批斗张扬的大会，说张扬反对毛主席，应该杀，还答应给我们工分，所以大家都举手表决要杀张扬了。
为了能给张扬彻底翻过案来，顾志成也做了个有心人，她让这些推翻伪证的村民在更正的证词上重新签字，按手印，并让陪同她采访的两位村干部签字做旁证。在回来的路上，顾志成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终于找到翻案的充分证据了，担心的是案子拖了四年了，张扬不知会被折磨成什么样，生病致死，想不通自杀，什么状况都可能出现。
面会死刑犯
当顾志成从李海初那里得知张扬确实还活着时，立刻提出了要面会张扬，起初法院院长还觉得非常为难，但最后还是同意让她们以书记员身份参与一次提审。条件是不能发言。
那一天，在寒冷的审讯室，李海初坐中间，顾志成跟邝夏渝一人坐一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张扬的到来。因为她们不敢肯定张扬能不能来，也不敢肯定来的是不是张扬。随着法警一声大喝：把反革命张扬带进来。
门开了，摇摇晃晃进来一个人，他戴副眼镜，瘦得像麻杆似的，虽然已是寒冬，穿的却是一条单裤，而且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从裤腿里露出来的脚显得特别细，他走得很慢，仿佛走不动一般，张扬后面站了两个军人，都带着枪。等张扬战栗着一坐到了审判台前，就嘟嘟囔囔地开始说开了：我是张扬，我的罪行就是写了一本小说。
他讲的是湖南话，顾志成听不太懂，只是大概知道个意思。顾志成想给他个暗示，就把印有“北京”大字的挎包对着他，可他就是不抬头，只是自顾自地继续嘟囔。见到曾经的热血青年被摧残成这样，顾志成鼻子一酸，再也顾不得什么不准问话的禁令，很和蔼地对张扬说：张扬，请你用普通话回答问题。这时张扬的头抬了起来，愣在那里。
顾志成面带微笑，特地指了指挎包上“北京”两个字，然后问道：为什么在你的小说里，你要歌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时张扬仿佛突然明白过来了，很激动地用普通话回答：周总理是我们的好总理啊，我说法官同志，我的书不是反党的，我不是反党的，我没写反动权威啊。顾志成边听边做纪录。
李海初在一旁急了，就用脚踢顾志成，用眼睛瞪她，顾志成却全然不管，继续问问题，后来简直成了顾志成和张扬的对话了。作为法官的李海初一看局面完全失控，担心再下去会出问题，就匆匆宣布提审到此结束。
张扬走时，因为身体虚弱，身子老要朝前倾，就像要倒下一样，但那两个军人却面无表情，连扶也不扶他，只是拿枪对着他。从审讯室出来，顾志成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起来，她觉得太悲哀了，一个好好的人给折腾成这样，如果再不努力救他，说不定他会死在监狱里。
最后的博弈
在拿到一系列确凿证据后，顾志成再次来到省公安厅交涉，但主审张扬案的黄处长却依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其他几条也都是主罪。当顾志成指出这个案子是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办起来的，现在粉碎“四人帮”已近两年，为什么还不给人平反？
该调查的调查了，该采访的也采访了，但是张扬的案子却一点松动的讯息都没有。顾志成这时又想起李海初跟她说过的话，这个案子在湖南是很难翻过来的。可此时的顾志成已经是九头牛也拽不回来了，只要有一丝希望她就要尽最大的努力。
她又找到了时任湖南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团省委书记的石玉珍，汇报了张扬冤案的大致过程。商量下来，她们觉得张扬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他所写的《归来》是不是坏书。关于这样的鉴定，公安局已经请湖南师范学院做过一次，那一次因为“四人帮”尚未粉碎，鉴定的结果自然是帽子满天飞。但这一次如果请湖南省文联再鉴定一下，相信他们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此书的。
同时，顾志成又央求石玉珍帮忙带她们去见见湖南省管政法的书记，因为公安厅已经做了部署，两位记者无论是凭介绍信还是记者证都被门卫拦在了门外。石玉珍毕竟是湖南省常委，她很快想了一个办法，让两位记者坐在她的华沙牌小汽车的后座里，趁着天黑直接开进省委大院。但是接下来的事她表示难以出面了，毕竟省团委要听省委的，她把刘书记办公室的窗口告诉了顾志成就匆匆离去了。
在省委大院“潜伏”了一会儿，两位女记者终于斗胆敲开了刘书记办公室的门。让她们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刘书记居然还很热情，又是握手又是寒暄，还拿出很高级的茶叶来招待。但是当顾志成说起张扬的案子时，刘书记的脸色就阴沉下来了。很公事公办地说：张扬这个人我们会研究的，我们会处理的，这个案子很复杂。
顾志成一听他打官腔就急了，说：张扬病得很重，我们见到他时，他都站不住了，是不是该放就放啊。见顾志成紧追不舍，刘书记也急了：你们《中国青年报》归谁领导啊？你们是谁的青年报啊？顾志成回答说：是团中央的。只听“啪”的一声，刘书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衣都差点甩掉了，大吼道：你们共青团怎么管到我们湖南省委来了！顾志成也急了，也“啪”地拍了桌子：谁把我们的青年打成反革命，我们团中央就要管！
刘书记反问到：你知道这个案子谁批的吗？顾志成也不甘示弱：彭德怀的案子是毛主席批的，现在不也平反了吗？说着，顾志成拿出刚买的报纸，上面有三中全会刚刚召开的大幅报道，这下刘书记傻眼了。
这时候一个解放军赶快过来打圆场，说：书记，机关大院的电影快开始了，咱们先看电影吧。当天晚上放的是《卖花姑娘》，顾志成根本没有心思看电影，而是拼命琢磨接下来的对策。电影散场后，几个人又回到了办公室，书记毕竟是做书记的，早已恢复了平静。
这时顾志成最后摊牌了：刘书记，快到元旦了，我们必须回家了，我们会把省委的态度、省公安厅的态度和法院的态度及浏阳中岳公社的调查情况、张扬的案卷、审张扬的记录全部向我的领导、向团中央的领导直接汇报，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党的春天已经来了，希望张扬这个案子也能早日平反。明年的1月18日之前希望湖南省委放人，如果1月18日不放人，在1月20日《中国青年报》上，我们就会用头版头条刊登署名文章：《第二次握手》是一本歌颂周总理的好书，作者关押在湖南，至今不给平反出狱；如果1月18日放人，1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还是会发我的署名文章：《第二次握手》是歌颂周总理的好书，作者在湖南已经平反出狱。
刘书记愣愣地看着这个固执的女记者，嘴里喃喃地说：好，好，这个我们还要研究。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顾志成和邝夏渝又在石玉珍的帮助下，进入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场，散发《大会简报》，《大会简报》上以《 一案值得重视》为题，向与会代表反映了张扬冤案的大致情况。
而在12月21日，李海初也到省文联去取回了对《归来》一书的书面鉴定。六位鉴定参与者写出了一致的肯定意见。文学编辑刘云的意见是：“就作品本身而言，一、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健康的。二、故事是曲折的，不是一般化的，是吸引人的。三、文笔流畅、浅通，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性格特色……”诗人刘景周的意见是：“一、这部小说不是毒草，主题是爱国的。二、作者的知识面比较广泛。”
12月31日下午，两位女记者带着所有的材料和满怀的希望返回了北京。
张扬重新《归来》
1979年1月，在《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努力下，在共青团中央的支持下，顾志成在1 月7 日的《中国青年报》的内刊《青运情况》上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的冤案。这一来局势有了明确的转机。
1979年1 月12日，顾志成从北京给李海初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中央已认定这是冤案，并很快会通知湖南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指示……”三天以后，也就是1979年的1 月15日，湖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通知，不得不立即批示“放人”。
1979年1 月18日下午，病弱的张扬终于走出了阴暗的监牢，据给他做检查的医生说：张扬在狱中长期挨饿，又经历过长达14天的绝食、52天的感冒，他患有极度的营养不良，再加上刑罚和精神上的折磨，身体已非常衰弱，如果再在监狱中关一个月，就是把华佗请来，也无药可治了。
张扬平反后，又被《中国青年报》接到北京修改《第二次握手》，随后报社每天用四分之一版面的大篇幅进行连载，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随着张扬的平反，各地因传抄张扬手抄本而受处分、被开除团籍、甚至被关监狱的上千名青年也陆续得到了平反。后来张扬当上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