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能把六个孩子都培养成博士？都牛得不得了！
倍可亲(backchina.com) 在介绍我自己之前，我要先介绍我的六个子女，因为对于一个未能亲自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父亲”就是我的终身事业和人生理想，子女就是我的最大荣耀。
如果有一张名片，我一定会在正面印上：蔡笑晚，头衔：父亲。
背面印上：
长子蔡天文，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36岁即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次子蔡天武，14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5岁获得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博士学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博士生），现为美国最大的金融公司高盛公司的副总裁；
三子蔡天师，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曾被美国圣约翰大学录取为博士生，现在经营实业；
四子蔡天润，华西医科大学毕业，曾被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录取为博士生，现在创办私立医院；
五子蔡天君，中国科技大学硕士，中国建设银行大客户部经理；
六女蔡天西，18岁考上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28岁担任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比她本人大12岁。
“父亲”，不得不做的事业
有人会奇怪，我的职业分明是医生，在瑞安当地也有些名气，为什么还强调自己的事业是“父亲”？个中缘由，说来话长。
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1941年，我出生在一个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1962年，父亲病逝，我从杭大物理系退学回家。那时，家中连一日三餐也成了问题。兄弟姐妹十人，留在家中的属我年龄最长，不能不分担家庭的重担。
那时我22岁，正是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年龄，但现实让我一次又一次陷入绝境。我一个人跑到父亲坟头，跪在父亲坟前暗暗发誓，身上要有一滴血冷下来，我就不是人！我一定要让自己振作起来，让整个家振作起来！
1967年，妻子小湘怀孕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孩子。从那时起，我决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让一个二十六岁的热血男儿抛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将希望寄托在还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听上去多么荒唐可笑，但在当时，这却是我不得不作的选择。我深知自己必须韬光养晦，把自己的智慧、知识、追求延续到下一代身上，转化为下一代的发展优势。
于是，我改名为“蔡笑晚”，不能在青春年少时开怀畅笑，就要让自己笑在最晚，笑得最好！
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一共生了五儿一女。对我来说，生儿育女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传宗接代，更不是养儿防老，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从杭大退学之后，有人建议我到生产队做会计，到车木厂当车木工，到二姐夫家里做篾工，到学校任代课老师，思前想后，我重拾了父亲的职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对于从医我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个体医生，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可以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成长变化，实施早教、早读、跳级的家庭教育方案。
对于早期教育的理念，不少人持反对态度。但是，我从第一个孩子开始就坚信并奉行这个理念。为了使农作物有好的收成，农民必须要抓住农时，该耕地播种的时候就耕地播种，该施肥除草的时候就施肥除草；教育孩子也是同样，抓住最佳教育时机至关重要。我早早就为孩子们的成长规划了一张清晰的蓝图。
刚行医那几年，我们一家人住在九里村一间租来的百年老屋里。十六平方米的两层楼，坐南朝北，夏热冬冷，楼下是店堂，楼上是一家八口的卧室兼书房。房间龟裂老化的木板壁上拉开一条两厘米宽的缝隙，完好的墙壁上贴着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等科学家的画像。我只要有空，就辅导孩子们学习读书，晚上更是雷打不动的自习时间。我和小湘几乎牺牲了一切娱乐活动，连亲戚朋友的婚宴喜酒也很少参加。一到夜幕降临，全家人围坐在灯下，我看我的专业书，他们看他们的课本，有不懂的就向我提问，每天自习到深夜。
孟母三迁为择邻，而我们多次举家搬迁，从莘塍搬到南陈桥头，又搬到九里村，再搬到瑞安，为的是让孩子尽早入学、顺利跳级。孩子入学时年龄小，正规小学不让进，我就找简陋的农村小学，让儿女入了学再转学。
大儿子天文六岁进了瑞安莘塍当时最简陋、甚至连围墙也残缺不全的九里村小学，随后转入莘塍五七小学就读。天文成绩好，我打算不让他读“过渡班”就直接跳级上初中，但莘塍中学对年龄有限制，我只好先“曲线”将他转到另一所中学读初一，然后再转回莘塍中学继续学业。初三分快慢班时，成绩优异的天文被分到了慢班，我心生疑惑，分到慢班一定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情绪，于是我又一次为天文办了转学手续。
在老大的影响下，老二天武只有四岁就吵着要跟哥哥去上学，哥哥在教室里听课，他就站在教室窗外旁听，放学后跟哥哥一起回家。五岁我设法送他正式上学，十岁考入瑞安中学初中部。
对许多家长来说，让孩子上中科大少年班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我，从老大开始就为孩子设计好了这条求学路。老大没有如愿，等到老二念高一时，我自己就壮着胆子，写信与中科大少年班联系。7月7日考试，我们3月5日终于得到参加少年班考试的通知。在四个月零两天的时间内，我陪天武啃完了一年半的书，天武顺利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两个哥哥给弟弟妹妹树立了榜样，我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入学早，到小女儿天西，十四岁进入中科大少年班，二十二岁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常有家长问我，你的孩子个个成才，有什么秘诀吗？我想，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准备更早更长远，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的确如此。
做个成功的父亲，需要艺术
在我的抽屉里珍藏着小女儿天西的一封家书，信里抄录了一句诗词：“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当时有人问女儿，从小这么高强度的读书学习，会不会累，会不会后悔？女儿用这句诗做了回答。女儿的回答令我感动，更令我骄傲。
现在的父母总抱怨孩子的逆反心理太强，不愿和父母沟通。在我看来，这是家长的教育方法存在问题。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子女的自觉行为，需要技巧和艺术。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一天之中的清晨是我们家最热闹的时候。6点钟光景，我开始在楼下拉二胡，二胡的声音悠悠扬扬地飘进孩子们的耳朵里。不用多久，楼上开始窸窸窣窣，孩子们陆陆续续地起床。那时候清晨广播里播放英语、日语节目，我把广播声音放大，孩子们每天听，渐渐对外语产生了兴趣。后来我就干脆每天用外语广播节目来叫孩子们起床。
我们家还有个传统，六个孩子每人都有一张我给他们制作的“存折”。这个“存折”存的不是钱，而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一点一滴的进步。逢年过节，孩子们就把“存折”上的数字兑换成零花钱，高高兴兴地挑选自己喜爱的东西。
当然，在与子女的沟通上，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就像现在流行“超级女声”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霍元甲》、《少林寺》等武侠片风靡大陆，李连杰成了老四天润崇拜的偶像，天天嚷嚷着要练功习武、除恶扬善，周围人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
1986年9月的一个清晨，老四郑重其事地向我们道别，独自前往河南嵩山少林寺学习正宗武术。对于儿子的决定，我心中也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胆，但我没有阻拦他，而是告诉他：做自己想做的，做有个性的你，但是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要留心体察社会。个性倔强的老四当场写下保证书：今生绝不后悔。
老四走后，我们父子之间一直保持着通信，终于有一天，他在信中写道：“习武虽有用，但是未来社会，还是先掌握知识要紧。”离家一年以后，老四又回到了高三课堂，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
出人才，不出书呆子
“三十三天天外天，白云里面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如今，我的孙子孙女常围在膝前用童稚的声音朗诵这首儿歌，这是我当年教儿女的第一首儿歌。
如今，六个孩子个个成才，成绩不俗，多少人投来艳羡的目光，多少人称我们的孩子为天才。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人的智力相差无几，真正决定成才的，是经常为人们所忽略的非智力，诸如意志、道德、健康、社会交往能力等素质。我的六个孩子，之所以个个成才，而不是成为书呆子，关键在此。
鼓励孩子们从小立志，是我教子的第一步。我的六个孩子个个都有小名，依次叫孟子、孙子、荀子、润子、曾子（后改为君子）、西子。有人说我给孩子取的名字狂妄，但是我就要用这些不平凡的名字来激励他们从小立大志。
年轻时，我最崇拜爱因斯坦，因为崇拜，我如饥似渴地研习他的相对论，还曾经把写成的厚厚一沓论文投寄给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科学家钱学森就曾回信鼓励我。
所以，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家里到处贴有爱因斯坦、牛顿、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头像，科学家的故事孩子们耳熟能详。小女儿天西五岁就口口声声对我说，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要做“居里夫人”，没有健康的体魄不行。孩子刚出生那几年，“文革”还没结束，我每天战战兢兢偷看几个病号，挣得一点钱，买回满满一篮子既便宜又新鲜的海鲜，让孩子们吃个够。家里没有运动设施，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一张多功能乒乓球桌，撑起来是球桌，放下来就是张床。放学回来，兄妹六人常常围着这张桌子鏖战一番。
一家三口外出旅行在当今司空见惯。但是，在1978年夏天，我和小湘就自己设计旅游路线，带着天文、天武、天师、天西四个孩子走遍了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并渡过松花江登上太阳岛，接着又去了赤峰、锦州、北京、天津、秦皇岛、北戴河、青岛、上海。1985年的旅游更是与众不同，我们一家人带着干粮和饮用水，一路风餐露宿，浩浩荡荡向杭州进发，在岳王庙“尽忠报国”的题词前，一家人庄重地留影纪念。
像这样大规模的关内关外、大江南北的旅游，对孩子的成长意义重大。虽然在班级里，他们年纪偏小，但是在见识阅历上，他们并不稚嫩。相反地，他们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显示出一般孩子所不具备的自强自立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经受得起漫长岁月的各种考验。
总之，我们把教子成才当做自己的人生事业去追求，做了一些人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敢想的事情，牺牲了一些人们不愿牺牲或者不敢牺牲的东西。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正所谓“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