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在北京做保洁的妈妈们: 受伤,断保和沉默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保洁妈妈的围城
北漂。保洁。妈妈。
当这些熟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你的脑海里或许会浮现出一位面容模糊拿着清洁抹布的女性,一位搂着孩子一脸疲惫的母亲,或是骑着电瓶车奔波在路上的异乡人。
实际上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城市里庞大的工作群体,她们年龄偏大,学历不高,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为了家庭远赴一线城市,沉默地一天天的擦洗清洁陌生的地方。
和网络上备受关注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比较,这群大龄女性是沉默的,不被注视的。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全球约有7560万家政从业人员,76.2%是女性。其中只有6%的保洁员能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近七成保洁阿姨曾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当外卖员群体的平台保障逐渐完善时,大部分保洁员缺仍面临着没有工伤险或意外险,被雇主拒之门外。
小心擦拭着玻璃(图源:受访者)
这些普通女性像水一样溶入了我们日常生活,她们奔波在小区和写字楼之间,却像城市的隐形人一样,没人细看过她们的困境。
50岁北漂保洁员,
工作12小时,70%受过工伤
下载完家政APP,填写好注册信息,刘福香便算正式成为一名保洁员。整个过程她花了不到半个小时,除了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这份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门槛。
比对着公司的服务报价,她在心里默默盘算,两小时的日常保洁,标价120元,自己能拿到80元。上午自由接单,下午还有份兼职保姆的工作,一个月下来,至少也能有七八千元。疫情期间,连村里的大学生都在为工作发愁,初中学历的自己,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刘福香十分满意。
干了一年多,刘福香才发现这份辛苦钱并不易挣。为了养家糊口,她来北京打工也有十多年,进过厂,做过服装店销售,林林总总干过不少工作,只有保洁让她觉得:“不能长久干,干久了人会疯。”
从今年开始,刘福香所在的家政公司不允许兼职,收入也少了一半。她也因此被牢牢绑在了这份工作上。
早晨八点,她便已经骑着电动车,飞快地掠过街巷,赶往雇主家中。她一般每天接三单,两单四到五小时的深度或者开荒保洁,中间穿插一单两个小时的日常保洁,作为调剂,即便没有时间损耗,也要十二个小时以上,等回到租的铁皮屋里,常常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
很多保洁工作需要长期蹲下或者弯腰
相比日常保洁,深度保洁的收入要稍高一些,要求更为细致。从墙面霉菌、厨房油污、玻璃水垢乃至床下灰尘,都务必打扫得一尘不染。
为了清洁地砖,刘福香会蹲在地上好几十分钟,猛然起身时,她眼前一黑,险些栽倒。长期吸入粉尘和灰尘,也让她在干活时经常咳嗽。
刘福香曾经最喜欢来自别墅区的大单,现在最怕的也是这样的大单。有一回,她独自打扫几百平米的房子,花了足足六个钟头,中间粒米未进,饿得前胸贴后背,出门时,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
如此繁重的体力活,即便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也难以招架,刘福香硬是咬牙熬了下来。
生存面前,别无选择。像她这样四五十岁的农村妈妈,能挑的工作也着实有限,而她们弓起的脊背,还载着老家的孩子们。
只要一想到三个孩子,刘福香即便再累,她也会生出无穷气力,接下新的订单,奔赴另一个陌生的家里。
保洁员的收入由订单计算,她们的作息也由订单支配。
有时雇主来得晚,刘福香只能耐着性子,坐在楼道里等待。偶尔有邻居路过,也会回头,狐疑地打量着这个外来者。这时刘福香会装作刷手机,屏蔽掉这些目光。等待的时间不固定,派送订单的时间也未可知,因此刘福香无法规律饮食。有时为了完成中午的订单,她和许多保洁员一样,连午饭都不吃。
认真深度清洁非常需要时间(图源:小红书)
饮食不规律、长期弯腰俯身,几乎每个保洁员都有职业病。自从干了保洁,刘福香的颈椎病、腰椎病时常发作,十病九痛,满身的壮骨膏药,就是她的简易盔甲。
然而膏药可以舒缓疼痛,却挡不了意外事故。在赶去雇主家的路上,保洁员们可能因为心急发生车祸事故;到了雇主家,保洁员们在登高擦拭灯具、清洗玻璃时,也可能跌倒摔伤。
零工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70%的保洁阿姨曾在工作中受伤。不是从高处坠落,就是烫伤、被尖锐物品划伤、被雇主家的宠物咬伤。
无论是职业疾病,还是意外事故,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伤害,还有一些伤害藏在更为隐秘的角落。刘福香就曾在路上摔倒,当时她顾不上包扎,就火急火燎往雇主家赶,到了门口,她才发现自己膝盖上都是血。
我给他们做清洁,他们嫌我不干净
擦洗镜子时,张娜注意到自己的倒影,突然觉得有些陌生,这个死气沉沉的人是她吗?
她还记得,十年前,自己42岁,潇洒利落,豪爽不羁,老公沉迷赌博,败光家业,自己果断一脚将他踢开,坐着火车,从山西运城来到北京。火车站人海茫茫,可她一点也不害怕。
虽然自己只有小学文化,连地铁该怎么坐都不懂。但她确信,只要踏实本分,总能在这里挣出一番天地。可做了十年保洁,她再也没之前的爽利,除了和雇主联系,有时她三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3600天,日复一日的劳作,给她留下了肩周炎、腰椎病、肺结节,也在她刻下了看不见的心理伤痕。
当保洁阿姨换上鞋套,走进这个陌生的家,便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整整四五个小时的深度清洁工作,沉默不语成了常态。正如刘福香所说:“有的人干这行抑郁,因为没人说话,雇主也不希望遇见一个只爱说话不干活的保洁阿姨。”
张娜骨子里要强,凡事总是力争上游。最初来家政公司时,她怕业务不熟练,只谨慎地选择了日常保洁,一单70块钱两小时,一个月只挣六七千。
后来她自己投资,花了两千元买了高温机、玻璃擦,钻研深度保洁,一个月如果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最高的时候能挣到快一万。在公司上,她经验丰富,做事认真,派单老师总愿意给她多派单、派好单。按规矩,每单张娜也会返给派单老师30块的红包。张娜说起这些,肃静的脸也因为自豪生动起来。
靠着保洁员这份工作,张娜干干净净生活,拉扯大一对儿女,挣回独立和尊严。可很多时候,到了雇主家里,这种尊严会被轻而易举击碎。
“大家认为,打扫卫生而已,谁都能干。”最初进门的三十分钟,雇主总会频频偷来怀疑的目光,不是怕张娜偷奸耍滑,就是担心她的专业能力。比如,当张娜掏出专业抹布擦地时,有位雇主毫不客气地叫住了她,让她换成湿纸巾,说给别人擦过的不干净,张娜只能一小片一小片地擦。
最后张娜多干了半小时,雇主却嫌张娜干活慢。人在屋檐下,即便张娜觉得委屈,最终还是只能接过湿巾。
质疑和挑剔保洁阿姨是一种常态(图源:小红书)
比起雇主的不信任,更令她煎熬的是职业歧视。一次,她敲响了雇主家的门,雇主没有欢迎她,而是将一套准备好的衣服递给她,要她换上。张娜只能答应,她笨拙地套上裤子,脸皮发烫,感觉自己像是这个家的大号病毒。
这样的歧视,不独发生在张娜身上。来自河南的保洁陈丽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回想起来,她依然有些不甘:“我也是和他们一样,天天洗衣服的。”然而当了保洁员,穿着再体面,也总有人觉得自己不干净。
擦玻璃是个危险的工作(图源:网络)
除了经常被雇主做了保洁后,刘福香就像被手机操纵了,她时不时就会点开家政公司APP的后台,生怕错过雇主的时间。连睡觉前,她都在琢磨该怎么打扫清洁,积累回头客。有时迷迷糊糊睡着,她梦见有雇主恶意差评,自己信誉分下降,再也接不到单,会吓得立马惊醒。
一个差评意味着什么?
对陈丽云来说,这可能会让她的服务星级直接掉一星,每单少赚3元钱。她每个月起早贪黑干两百单,就会少赚600元,相当于孩子半个月的生活费。因此陈丽云每次打扫完,都会腆着脸求一个好评。每次提出这个要求,她的脸都火辣辣的,感觉自己有些低声下气。
厨房里忙碌(图源:受访者)
而当保洁员的尊严不被重视,她们便成了弱者发泄戾气的最好靶子。陈丽云的一位同事,曾经请雇主给自己好评,没想到那位雇主拿她撒邪火,竟破口大骂:“操你妈的,你过得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给你好评。”
保洁员如果和雇主发生争执,公司会扣钱,甚至将保洁员开除。可如果雇主辱骂保洁员,他会付出什么代价?答案是没有。
“平台都是向着客户的,服务好客户当然重要,但我们干活的什么保障都没有。”陈丽云说。
即便受了如此委屈,为了不被罚款,保洁员也只能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屡屡受到这样的轻视伤害,长此以往,这些保洁员的内心早已是千疮百孔。
工作中受伤,谁该负责?
在北京做了十年保洁后,张娜今年已经52岁,她至今不知道离自己最近的医院大门朝哪边开。
因为没有北京医保,她每次都捱到年关,回老家医院看病。腰疼、胳膊疼全靠膏药缓解,别人劝她去首都的大医院看看,她会立刻倒吸一口冷气,“嘶,浪费钱!”
目前,张娜的公司已经不招50岁以上的阿姨,张娜的身体也大不如前,过去她一天能做两单深度保洁,但如今身上的零件“老化”严重,连续工作五小时身体尚且吃不消。比起从前,她更容易受伤,可现在她既没有工伤保险,也没有意外保险,常因此被雇主拒绝。
安徽省芜湖市消保委发布的调查报告表明,7成雇主会优先选择工伤保险或其他保险保障的家政工。
有一次,派单群的组长转发了一条保洁阿姨从高楼摔下的新闻,提醒大家工作中要多注意。刘福香也趁机问过组长,为什么我们受伤了没有保险,可最终也没有得到答案。
彻底清洁,考验体力(图源:网络)
按理来说,保洁员的保险自然应该由家政公司来缴纳。然而大部分家政公司属于中介模式,管理松散。公司并没有和保洁员签订劳动合同关系,只是帮助撮合雇主和保洁员服务,从中收取中介服务费,在购买工伤保险的权责义务上同样暧昧模糊,难以厘清。
一些正规的家政公司,会给家政工购买意外险,但商业保险有很大的局限性,家政服务人员很难获得充分、合理的赔偿。
陈丽云也曾想过自己购买工伤保险,可她的收入要负担这笔费用并不轻松。自己没什么订单的时候,在北京,一个月只有四五千元收入,刨去日常开销,再花上千元买保险,恐怕要入不敷出。
陈丽云只是保洁员群体的缩影,《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报告》显示,保洁员平均收入为3804元,在主要蓝领群体中收入中最低,他们必须得把钱花在更紧迫的生存需求上,比如支出下个月的房租、购买米面粮油,给孩子交学费。
再者,因为近几年社保五险统征,工伤保险已无法单独缴纳,即便陈丽云打定主意,决定花上千元,为自己购买一份工作伤害保障,也无法如愿。
今年,陈丽云已经53岁,身体机能逐渐退化,除了常年性腰痛,最近晚上睡觉时,手臂还会发麻发胀。周围的同事告诉她,可能是脊椎有问题。她不敢耽误病情,赶紧去医院检查。坐在候诊区的时候,她看着那些刷医保卡的城里人,忽然有些难过。“只有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50多岁了,竟然一点保障都没有。”
骑着电动车,继续上路(图源:受访者)
为了舒缓自己内心的焦虑,她越发重视健康。刷抖音时,常常会看预防脑梗方面的知识。
和外卖员、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群体相比,保洁员群体有其特殊之处: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只有初中学历,受教育水平和认知限制,他们往往缺乏维权意识。
“村里男人出去送外卖受伤了平台给他们买保险,我们干保洁什么都没有。”陈丽云曾经对比过自己与村里其他外出务工者迥异的工作处境,送外卖受伤还有平台缴纳职伤险,但她并没想过自己也应该有这种待遇。
陈丽云在为某家政公司工作时,竟没有签署任何纸质合同,也没有任何盖章文件,而她之所以没有要求签署合同,是因为在她看来,“要求签合同是一种挑剔。”“你不是想找活干吗,那就得按人家的要求走。”为了生计,她选择了妥协。
由于家政服务人员与公司之间缺乏正式的劳动合同,主流的中介制用工模式存在显著的法律和保护缺陷,他们在工作中遭遇伤害或权益受损时,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工伤保险等劳动保护。
陈丽云的同事们也同样如此,即便被雇主家的狗咬伤,只要雇主帮忙支付打狂犬疫苗的费用,她们也不会再追究,如果在工作中遇到伤害,通常都会选择私了。赔多赔少,全看雇主良心。
显然,类似纠纷变多后,雇主的风险意识也不断增强。有一次陈丽云接了单上门擦玻璃的服务,在门口被问到自己有没有交工伤险或意外险。陈丽云回答没有后,雇主不让她进门,说出事了赔不起。
结语
保洁员的工作环境私密,他们往往个体分散,很少像外卖员、快递员一样,时常和公众接触,也缺乏网络发声渠道,社会也因此缺失了对保洁员的关注度,她们的职业保障问题很难被看见。
2023年我国家政服务业已步入万亿级市场,企业数量超过100万家,从业人员约3800万人。
这其中的保洁员从业者,大多都是像陈丽云、刘福香、张娜这样的农村妈妈,她们从偏僻的村落来到了繁华的都市,为了孩子们的明天而努力奋斗。家政工,让这些普通人得以更灵活地靠自己的双手,实现多劳多得。
只是当这些妈妈们努力托起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让他们获得更有保障的生活时,却选择把自己放在了没有保障的境地。
*本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