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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我的几次感情经历都不太顺

京港台:2023-6-7 03:55| 来源:名人面对面 | 评论( 6 )  | 我来说几句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我的几次感情经历都不太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她曾在周恩来夫妇身边生活15年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周恩来总理的侄女,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生活15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生没有子女,周秉德是与他们关系最亲密的晚辈。

  

  △周恩来 邓颖超 合影

  周秉德:这张照片是伯父伯母在汕头拍的。伯母经历过一次打胎,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伯母很憔悴,就是因为她瞎打胎弄的。因为这个事伯父第一次跟她大发脾气,说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做主,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后来伯母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因为孩子太大难产,三天三夜都生不出来,胎死腹中。最后医生用产钳把孩子夹出来了,是一个男孩,一称,十磅。1927年3月份的事情,比我整整大10岁。这是这对革命的恩爱伴侣最大的遗憾,我也极为遗憾见不到比我整整大10岁的哥哥。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1943年周秉德一家搬到天津生活。周秉德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是周恩来的三弟。儿时周秉德从未见过大伯周恩来,只隐约知道,大伯是在共产党内做大事的。

  周秉德: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只是做党的外围工作,给解放区提供纺织品、药品等物资。父亲从没跟我讲过伯伯的事情,反而是伯伯的同学常策欧大伯经常来我家,是他跟我说现在打仗了,共产党马上就要来了,里面有个大官儿叫周恩来,是你爸的哥哥。我就问他为什么我爸没叫周恩什么。他说你大伯让你爸以字为名,所以叫周同宇,周恩来就是你爸的亲哥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是我大伯。

  对话 周秉德

  1949年3月,周恩寿夫妇到北京看望兄嫂,说起长女秉德即将小学毕业,周恩来让他把秉德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住的是集体宿舍不方便带孩子,便让侄女秉德住在自己的住所。1949年6月,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前往北平,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伯周恩来。

  田川:您12岁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在中南海见到伯伯的时候紧张吗?

  周秉德:不紧张,因为伯伯和我父亲长得很像,对我来说就是家里人。等他忙完回来,卫士就把我叫进他办公室。他看到我以后就说,来,让我看看你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看了看他说,都有点像。

  因为伯伯知道我当时刚小学毕业,正准备读中学,所以就跟我说你可以继续上学,但得考上了才行,考不上就不能上这所学校了。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师大女附中。

  

  △周恩来 周秉德 合影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在北师大附中读中学时,周末放假,有的同学有汽车接,周秉德总是坐公交车或走路回家。那时候周秉德心里总有点不平衡,伯伯却很严肃地告诉她,车是公家的,不能私用。

  田川:您去北京后对新生活有什么期待或想象吗?比如生活会变得更富足、更优越。

  周秉德:没想过这些,就觉得我要去上学了,然后会跟伯伯住一块儿。伯伯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虽然我在这个位置,但你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你就是普通学生,普通老百姓。你们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有任何特殊待遇。我们是共产党,要为全国人民着想,不能为家人做任何优待,你在外面也不要讲与我的关系。

  田川:那有机会和伯伯在家一起吃饭吗?

  周秉德:我工作以后有机会,但是不多。他吃饭特别简单,就一荤一素一汤,从来不能有山珍海味。我去了以后有时会再加一碟小菜。如果有饭粒掉在桌上,他一定会拿起来吃掉,不可以随便浪费。尽管右臂有伤,夹菜、添饭都是自己,不要别人做。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多年,也深知节省再节省是周恩来一生的习惯。

  周秉德:我从天津过来的时候,就带了两身小花裙子。后来伯伯的卫士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做了两身小衣服,一身黄色的,一身蓝色的。我先穿的那身蓝色的,过了几天衣服该洗了我就换了另一身黄色的,伯伯看见了就说怎么又换了一身?两身,浪费。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浪费。如果花他自己的钱,他不会说是浪费。而那会儿是供给制,他的亲属来北京,花费都是从公家出的。

  伯伯还一直用自己的工资贴补我们家用,贴补我们家特别得多,坚持了十几年。他在一开始就跟我父亲单位的领导讲,周同宇是我的亲弟弟,给他安排的工作职位一定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关系,更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所以我弟弟的工作一定要安排低职位、低待遇才可以。

  对话 周秉德

  周秉德的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因为“特殊”,周恩来交代“往低处安排”,一家八口分到两间小房。周秉德的父亲身体不好,周恩来要求他提前下岗,不要再拿公家的工资。

  周秉德:我之所以去伯伯家住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小了,里外间加起来也就二十几平。我们家有6个孩子,加上父母一家八口根本没法住。再后来大弟弟和大妹妹也一起来伯伯家住了。

  

  △周恩来 邓颖超 与 周秉德三兄妹 合影

  对话 周秉德

  1952年初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周秉德原本可以继续上高中,或到苏联留学,但周秉德却决心做一名乡村教师。

  周秉德:当时全国八成以上的人都是文盲,但咱们新中国要开始建设了,怎么能都是文盲呢。特别是在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我决定做小学老师,就去学师范了,毕业后主动申请去了农村小学。但最后没做成,因为两三个月后就把我调到区委机关了。伯伯看我去机关了就问我,做小学老师不是应该在基层吗,你怎么到机关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我说现在区委在搞肃反运动,要求都是党员,但是中小学里没有几个党员,就把我调来了。听完他又跟我说,那以后还要回到基层去。

  后来19年后,他又跟我说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这句话。

  田川:第二次是在什么情况下跟您讲的?

  周秉德:我先生是军人。他先是被派到西安工作,我就跟着他去西安工作了5年。之后部队又把他安排到贵州遵义的山沟沟里,我又跟着他在遵义工作了4年。后来部队领导要把他调到北京来,我因为没有调令所以认为不能走。去跟他告别的时候领导就跟我说,你回北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我说我从来不走“一句话”的路,没有调令我怎么能回去。后来晚上领导就给我来电话了,说跟北京那边沟通了,我也一块儿走。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

  因为我很了解伯伯,知道我不可以搞特殊。回北京后我去看他,他看到我就说,秉德,你都离开北京9年了,怎么又回来了?你回北京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无论是19年前还是19年后,都是这句话,一模一样。我伯母就在旁边说,恩来啊,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军人家属,她是随军调动。这样伯伯才了然,不然他还要继续追问呢。

  我不能沾他一点光,不能因为他的关系得到任何的好处。无论是调到比较好的地点,好的工作单位,好的职位岗位,或是得到提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对话 周秉德

  1964年,周秉德和沈人骅结婚。婚后两人被调到西安工作5年,之后又调到贵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再困难的境遇,周秉德也从未向外界透露自己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

  

  △周秉德 沈人骅 夫妻合影

  田川:当年跟先生一起在贵州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当地人都没法想象您会是周总理的侄女。

  周秉德:当时是集体住房,厕所是公共厕所,厨房几家共用一个。有一次我正准备进厨房,听到有人在议论说,她怎么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也就是姓周,八竿子打不着。

  田川:听到他们这样讲您心里什么感觉?

  周秉德:没什么感觉,就让他们说吧,说明我保密工作做得好。

  田川:会觉得委屈吗?毕竟真的太苦了,而且您其实没有必要去受那份苦。

  周秉德:这不是没有必要的问题,组织派我丈夫去了,我是家属,就要跟着他一起过去。

  周恩来曾和周秉德商量,“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现在提倡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坚持晚婚,你能不能25岁之后再结婚?”就因为这句话,周秉德27岁才和丈夫沈人骅结婚。在五六十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大龄女青年。因为周恩来的这层“特殊”关系,周秉德的爱情之路也是一波三折。

  周秉德:我的几次感情经历都不太顺。刚参加工作时我18岁,在小学里做老师。当时校长派我去派出所统计接下来两年的学龄儿童有多少。那个派出所所长也很年轻,有时我们就会一块儿骑车回家。聊起来以后知道他家以前参加过会道门,我伯母一听说那不太合适,我立刻就断掉了。后来1960年左右,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留苏回来的学生,我们还挺谈得来的。但当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伯母就跟我说,我知道你谈了一个从苏联回来的朋友,但是现在中苏之间关系不好......我听了以后马上就和那个人断掉了,再不来往。

  40年以后,我忽然收到一封从政协部门转来的信。信的开头说,40多年前我们曾经交往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当时留苏回来的那个人。因为我在《我的伯父周恩来》这本书里提到伯母提醒我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关系比较复杂。他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和他断了。当时他不懂,觉得自己还算优秀,怎么就断了。

  田川:回头看这段感情,会觉得遗憾吗?

  周秉德:不遗憾。他有很多苏联的朋友,当时苏联的特务机构叫克格勃,无孔不入。我伯伯是党的领导人,那么高的地位,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

  田川:难道不会想这是我爱的人,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

  周秉德:我不能影响大局,在这方面我非常理智。

  “总理侄女”的标签 是束缚还是激励?

  对话 周秉德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移引上皮细胞癌”。但因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周恩来一边受着批判,一边带病为人民不停操劳。直到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病重,开始住院治疗。

  田川:伯父最后因为病重住进了医院,但好像不允许您去探望。

  周秉德:是的。一开始我跟伯母说可不可跟她一块去看看伯伯。伯母说不行,组织上有规定,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去探望都得经过中央批准才可以。

  其实5月31号,就是在伯伯住院的前一天,伯父伯母专门把我叫过去吃了顿午饭。平常伯伯都穿的衣冠楚楚的,因为他随时可能要去开会,见外宾。但那天我去的时候他就穿着睡衣睡裤,我说伯伯你怎么穿这身衣服了?他说你也看出来了吧,我穿这身是因为明天就要去住院了,要住上一段时日。然后他说,来,送你两张照片,我说好啊。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他其实就是在跟我告别。

  伯伯住院以后,1975年5月的一天,他以前的老护士紧急给我打电话,我赶到她家后她说,伯伯前两天来北京医院,走在路上突然跟旁边的人说,他还能活半年。医生护士都着急坏了。他们就想只能让我去跟伯伯聊一聊。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就找七妈去了,我跟她说我得去看他。七妈说,那我帮你打个电话吧,你在电话里跟他说一说。

  对话 周秉德

  这通电话,是周秉德和伯伯周恩来的最后一次通话。周秉德一生听伯伯的话,但却在这次通话中,周秉德有生以来第一次批评了这位“又是长辈、又是领导人”的伯伯周恩来。

  周秉德:一开始他就跟我聊这聊那的,问我孩子怎么样,公公婆婆怎么样,父母怎么样……我说伯伯你别说这些了,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我要好好批评你,因为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他说我就是随便说一说嘛,就是跟他们开开玩笑,他马上就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了。我说这个玩笑不能开的,你不可以有这个想法。那是我第一次批评伯伯,以前都是我听他的,从来不敢批评伯伯,但那次我是真的在批评他。当时我也傻,不懂,还跟他说你要到南方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但实际上他那会儿已经不能出去了。伯伯的病情都是被严格保密的,所以我其实并不知道他病到什么程度了。而且因为我是他们最亲近的人,大家也特别不愿意跟我说实情。

  周秉德:伯伯走的时候,大家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但我当时正在上海出差,不在北京。结果1月9号早上听到了持续特别久的哀乐,我马上就意识到是伯伯去世了。我当时一下就受不了了,感觉昏天黑地的,赶紧买机票回北京。到了北京我就直奔西花厅,一看见伯母我就跟她抱了起来,我说七妈你千万要保重。她说,不哭,咱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咱们要挺住。她再三跟我说,咱们不哭,要坚强。第二天专门把我跟六妹秉建找过去,在北京医院小小的告别室里,七妈吩咐专门把我跟六妹秉建找过去,跟伯伯的遗体告了别。当时真的太难过了,我们只能绷着脸让自己不哭,多看看伯父的遗容。

  △周秉德 周秉建 与 周恩来遗体告别

  田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您都不愿意提起自己和周总理夫妇的关系。

  周秉德:是的,从小他就教育我们,不要跟别人讲和他们的关系。他说你们在外面就是普通学生,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

  1996年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多次找到我,想让我聊聊和伯父伯母的故事,写本书,我不肯。后来中新社有位朋友跟我说,人家来找你出这本书,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全国老百姓和子孙后代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领导人。

  对话 周秉德

  多年来,周秉德一直铭记着伯父周恩来的教诲,过普通人的生活。直到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由她口述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周秉德这个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对话 周秉德

  “秉德”二字出自屈原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是伯父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同学给她起的名字。周秉德在书中写,回想自己的人生,这个名字对我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

  周秉德:伯父伯母对我的教育永远在我心里。

  田川:您觉得这种特殊的身份标签给您带来的是更多的禁锢,还是给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周秉德:禁锢肯定是有的。我要管束好自己,不能做太烂的事情,不能给他们抹黑。处处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能让人家指着我说,你看周恩来的侄女怎么表现的这么差。但我真的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我的下一代也都知道这个道理。我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大学,就在一个小街道工厂里工作。别人就跟他说你妈妈在外贸局当人事处副处长,还不让她在外贸局给你搞个工作干。他没找过我,而且我也不可能给他做这件事。当时外贸工作非常吃香,我又在人事处,但是我就要求自己不能给他安排工作。所以他就在很破烂的街道工厂里打蚊子打苍蝇,后来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也慢慢做起来了,现在做得还不错。

  对话 周秉德

  2016年,为了传承和弘扬周恩来的精神,周秉德和儿子成立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大鸾”、“翔宇”分别取自周总理的乳名和字,寓意基金会秉承“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的使命,致力于继承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

  周秉德: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总理在访问尼泊尔的时候给一所学校建了一栋楼。后来经过地震楼有点不结实了,我们基金会就去帮着重新维修了一下,现在那栋楼也还挺好的。蒙古国我们基金会也去了,他们的学生在学中文,我们还跟他们进行了一些作文上的交流。基金会扶贫去了黔东南,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那里的学生很难有走出去的机会,我们帮助一些学生去外面读书。后来他们回到家乡,有的做了老师,有的做了副村长,很能干。去年我又去了这个村,变化太大了

  对话 周秉德

  耄耋之年的周秉德仍会随团队亲自走访边远山区,资助失学孩童,提供医疗救助,也会把周恩来和一众先烈们的故事讲给现在的人们听。

  周秉德:助理说我现在忙的就像个陀螺。

  田川:这么忙不辛苦吗?

  周秉德:辛苦,但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传承红色精神。总理的精神,他的家风,我不可能把他所有方面都了解到,只能从我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我受到的教育。我也不会到处主动给别人讲,但只要找了我,只要我还能讲,我就会去讲。现在岁数也不小了,但我还可以再讲一讲。

  周秉德:这张照片是伯母在庐山含鄱口拍的,伯父伯母都非常喜欢。我结婚前伯伯问我,七妈给你东西了吗?我说给了,给了不少生活用品。然后他说我还没给你呢,这张照片给你吧。当时照片被放大了还装进了相框,他们其实是准备摆在自己房间里的,但是伯伯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了。到现在我的床头还是这张照片,永远是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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