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中国政府在人口拐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徐州丰县“八孩母亲”引发舆论关注。时评人长平回顾当年采访报道被拐卖妇女和失踪儿童案件的亲身经历，指出受到中国政府惩罚的往往不是人口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2019年中国一家酒厂在盒装白酒包装盒上印制失踪儿童信息
江苏徐州丰县一名精神失常女子生下八个孩子，并被发现用铁链锁在凌乱肮脏的破屋里，引发网络舆论哗然。本地官方分别以县委宣传部和联合调查组的名义发布两则通告，强调当事人杨某侠和董某民合法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
官方通告带来更多的疑问。根据官方信息，她曾在街头流浪乞讨。被铁链锁住脖子，是因为智障并有暴力倾向。生下八个孩子是因为节育措施失效。在很多网民看来，这名女子显然是遭受非人虐待的性奴和生育工具。她早年为何流浪街头？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精神失常？在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她如何能够连续诞下八子？以她所处的生育环境和当地重男轻女习俗，有没有孩子夭折和女婴遗弃？
有网民发现1996年失踪的四川女孩李莹与这位“八孩母亲”长相十分相似。据报道，四川当地警方已经与李莹的妈妈取得联系，并对事件展开调查，DNA之前已经采集入库。无论DNA鉴定结果如何，此次事件揭示出来的更多家庭悲剧和女人遭遇让人们痛心疾首。
人口买入地官方从来不会主动确认“存在拐卖行为“
铁链锁人的画面让人们想到电影《盲山》中的情节，以及几年前曾引起舆论关注的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当事人马泮艳的相同遭遇。其实，暴力拘押和虐待在拐卖妇女案件中司空见惯。1999年，我曾和《南方周末》的同事赴广东信宜山区采访拐卖妇女现象。在那些偏僻的山村家庭，“买媳妇”的比例高达50%以上。我在当时的报道中写道：“在这些人贩子手里，不少姑娘遭到拘禁、强奸和蹂躏，因此到了交易的时候，她们往往迫不及待地跟着买方——未来的‘丈夫’走，甚至怀着感激的心态。”
丰县官方“不存在拐卖行为”的结论遭到质疑，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任何一个人口买卖的重灾区，谁家买了媳妇人所共知，但是当地官方从来不会主动确认“存在拐卖行为“，而是积极参与和维护人口拐卖网络。只有在受害者家人通过所在地警方找上门来，或者在”解救被拐卖妇女行动月“之类象征性的打击活动中，当地警方才会迫不得已”解救“一下。即便如此，截至1999年的十年间，信宜市警方公布的解救被拐卖妇女人数也多达7000余人。
很多人不理解电影《盲山》的故事中，为什么重庆警方不通过陕西警方直接跑到当地村里执法。其实，这在此类解救行动中相当普遍。假如通过当地警方，大有可能会泄露消息，当事人随即被藏匿起来。外地警方往往先突然袭击救出当事人，然后再找当地警方和政府协助。即便如此，正如《盲山》国际版结局所揭示的那样，解救也未必能够成功。
对受害者家乡的警方来说，这也不是单纯的“执行公务”。拐卖人口在中国属于刑事犯罪。警方侦破刑事案件、解救受害者，应该先向受害者家属收取“解救费”再行动吗？这种荒唐的事情，在中国警方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几乎成为惯例。不仅如此，跟一些私人寻亲公司相比，警方收费更贵，效率更低。
我为什么获得央视晚会的奖励？
2006年，我任职《南都周刊》副总编辑，曾派出记者调查全国失踪儿童。我们发现，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绝大多数案件警方都不予立案，甚至拒绝提供现成的监控录像。
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失踪儿童家人乃至整个家族悲痛欲绝，倾家荡产寻子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当年被警方拒绝提供的监控录像，认出孩子被一个熟人带走了。如果当初能够及时看到录像，立即就可以抓到人贩子，解救受害儿童。事后几乎没有任何警察因此受罚。
那篇报道讲述，来自云南、贵州、广东及河南等省的绝望的家长们成立了全国寻子联盟，掌握了上千名失踪儿童信息，但是营救起来仍然困难重重。报道列出了经过记者核实的593位失踪儿童名单。
那篇报道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当年的“封面报道奖”。我和记者苏岭一道前往央视出席了颁奖晚会。
作者长平（右三）出席央视节目《封面2006》颁奖晚会。
今天看来，那篇报道能够在央视获奖，除了记者的艰苦采访和详尽报道之外，还因为跟国内所有媒体的这类报道一样，重点讲述的是寻子家庭（联盟）和人口贩卖网络的斗争，而不是揭露和追究政府的责任。
人们通常将人口拐卖归因于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一想，中国政府的一道命运或者一场运动，可以让自古就有的性工作者一夜消失，可以让子子孙孙梦想“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农民乖乖交出土地，可以让“百善孝为先”的中国社会父子反目、互相揭发，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中实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什么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可以阻挡他们？
那么为什么官方放任拐卖妇女儿童呢？答案是：将女人商品化和工具化，漠视妇女儿童的基本人权，是父权专制社会的内在本质。
受到惩罚的不是人口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这几天网络流传法学教授罗翔的一段授课视频。罗翔教授指出，根据中国法律，非法购买一只鹦鹉，最高判刑五年；非法购买一个或者一打(12个，意思是众多)女人，最高判刑三年，相当于非法购买20只癞蛤蟆的最高刑期。因此，中国女人的价值不如鹦鹉，仅仅与癞蛤蟆相当。
现实更加残酷：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买家，是不会被追责的。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口贩子，也没有被追责。电影《盲山》里的人口贩子没有被追责，因为他们是受害者的陌生人而且设计逃跑了。有关数据显示，有相当部分人口拐卖发生在熟人之间。当年我采访的所有受害妇女，都知道拐卖她们的人是谁。有一位受害者被她舅妈骗走卖掉。成交之后，舅妈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已经把你卖了。”这些犯罪分子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惩罚。
受到惩罚的往往的是揭露人口拐卖罪犯的人。比如电影《盲山》未被允许公映，投拍者学血本无归。在丰县官方宣称“不存在拐卖行为“之后，就再也不允许人们谈论”拐卖“二字。据一位来自丰县的微博用户称，本地人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这两个字，就会接到警方的电话，而且警方以知道父母和工作机构信息相威胁。
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当事人马泮艳讲述自己和母亲凄惨人生的文字，也被不能在她的微博账号（“巫山六月雪“）发表出来，只能以图片形式传播。她说：
“徐州八个孩子妈妈的事，有人问为什么没人报警？为什么没人管？还以为是地方政府不知道呢！我12岁被大伯和村里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里，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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