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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
在中共一方，陈独秀本来做好了跟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准备，但是，中共中央突然收到了苏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要中共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陈独秀在这封电报的指示和苏联舆论的影响下，最终转变了态度，把希望寄托在了刚到上海的汪精卫身上。经过陈与汪秘密讨论后，两人起草了一份对外的联合宣言，意图平息两党中的对立情绪，重新回到国共合作的轨道上来。
汪精卫面临最大的挑战却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这些天，在沪的军政要员跟他开过两次会，其中包括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宋子文、张静江等，还有代表军方的李宗仁，以及从两广专程被蒋介石请来的李济深和黄绍竑。
蒋介石提出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庭；一是分共。只要汪能坚决和立即做到这两件事，他蒋某将完全拥护汪主席的领导，甚至包括军事上的领导。
大多数人要求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全局，并且支持蒋介石的意见。只有从武汉来的宋子文保持沉默，不发一言。汪精卫则一再重申总理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共产党和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
双方辩到激烈之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向汪跪下了，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分共。汪精卫慌得东躲西藏，吴氏紧追不舍，汪竟然退上楼梯，口中连声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严肃的政治会议中竟出现如此滑稽情节，全场哄笑一片。
4月6日，正当会议继续进行的时候，忽然有人送来当天的报纸，上面赫然登载着一篇《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与会人士大哗，多数都将矛头指向了汪精卫。上次下跪的吴稚晖这次变得尤为气愤，当众讽刺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弄得汪氏十分难堪，会议也无法进行下去，不欢而散。
汪精卫终于看明白了，蒋介石和吴稚晖等人为的是让自己替他们背上分共的黑锅，而不是真的想服从自己的领导。当晚，汪趁夜秘密上船，直奔武汉而去。
这样，蒋介石尽管“万事俱备”，但却失去了汪精卫这个“东风”，让他重新陷入服从总理遗训还是坚决清共的矛盾之中。正在他恨汪不争和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一封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青帮头子黄金荣和杜月笙送来的。他心里一动，产生了一个“借刀杀人”的灵感。
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滩混迹时曾加入青帮。因其入帮晚，故“辈分”不高，很多黑社会兄弟都是他的“长辈”。像黄、杜这样的帮主，他连见一面都难。如今他衣锦荣归，贵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手握几十万大军，几乎可以决定上海滩的命运。岂止以前那些“阿兄”、“阿弟”想来攀龙附凤，就是大亨帮主都以能见蒋“阿弟”一面而受宠若惊。
其他军政大员正为汪精卫突然逃离而惊异，纷纷前来蒋总司令处询问。蒋已胸有成竹，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对吴稚晖、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白崇禧等人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但是，清党是人心所向，我在想办法，你们还是应该有所准备。”各人均表服从命令。
安顿好了党内这批追随者，蒋介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通知白崇禧准备成立一个“淞沪戒严司令部”，起草一份《战时戒严条例》。同时，他派亲信给黄金荣和杜月笙回口信，到时赴宴，不许对外声张。
晚上，蒋介石换上便装，戴上墨镜，在一班便衣警卫的保护下乘车离开住所，到达法租界内赴宴的餐厅。黄金荣和杜月笙早已等候多时，见蒋总司令真的赏脸了，连忙上前迎接，执礼甚恭，迎进大堂。餐厅此晚对外打烊，便衣警卫将三人保护在核心当中，青帮又在房子的里外保护了两层。
酒过三巡之后，杜月笙道出了请蒋总司令赏脸的目的，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来为了上海的百姓打抱不平，报仇申冤，维持公道，做了很多好事。如今新政府就要上台，我们也算是有功之人，应该参加新政府的班子。
蒋介石何尝不知对方的目的，这正是做交易的理由。他表示：赏罚分明是本司令的原则。如今国民革命尚未完全胜利，上海更需要改善治安，方能成为革命军的可靠基地，这方面还需要上海滩的弟兄们鼎立相助才行。
杜月笙与黄金荣对视了一下，然后杜表示：“只要总司令用得着，我们兄弟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蒋指出：共产党鼓动工会自立政府，自拥武器，严重危及上海工商界的安全。我革命军北伐任务在身，不能分出太多力量去执行治安任务。如果你们的弟兄们可以出面制止共党工会的妄动，缴其武器，那就算立了大功。
黄反问说：“我们手中的枪还没有工会多，怎么去缴对方的枪呢？”蒋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做，武器不成问题，我可以帮忙。
接下来就是细节：需要多少支枪？枪从哪里来？怎么运进租界？等等。蒋介石认为这些可以由手下人跟他们来办，就此告辞。
4月9日，蒋介石下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岐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在沪宁线上，蒋介石和李宗仁完全按照他们计划的那样，将第七军从芜湖调往南京附近，监视其他可能不稳的部队。然后逐次将可能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1927年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
这时，淞沪戒严司令部接到报告，上海市区多处发生“工人内讧”，枪战不止。司令部立即下令，周凤岐部第二十六军分路出击，将各冲突地区包围起来。戒严部队命令交战双方无条件停止对抗，向戒严部队缴枪，违令者就地正法。
青红帮这一方早知会有这出戏，在头目们的指挥下，纷纷缴械投降。但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却不甘束手就擒，奋起抗争，被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工人纠察队被杀120余人，受伤180人，2700多名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转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第二天一早，上海各大报纸在刊登这一惨案的同时，也登出了蒋总司令的声明。声明说：本总司令以领导北伐统一中国为己任，坚决排除任何不利于北伐革命的障碍。昨日，上海工人纠察队与部分工人因政见不同发生武装械斗，严重危及上海市民和工商各界的安全，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破坏。淞沪戒严司令部遵照《战时戒严条例》下令，将参与械斗的双方缴械，完全合法合理，但一些暴徒竟武力抗拒，被我戒严部队就地正法。
可想而知，中共和上海总工会哪肯这么罢休？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
群众游行队伍长达一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屠刀已经举起，就不会再放下来了。在事变后的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被杀达300多人，被捕达500多人，失踪达5000多人。中共著名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壮烈牺牲。
在中共一方，陈独秀本来做好了跟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准备，但是，中共中央突然收到了苏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要中共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陈独秀在这封电报的指示和苏联舆论的影响下，最终转变了态度，把希望寄托在了刚到上海的汪精卫身上。经过陈与汪秘密讨论后，两人起草了一份对外的联合宣言，意图平息两党中的对立情绪，重新回到国共合作的轨道上来。
汪精卫面临最大的挑战却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这些天，在沪的军政要员跟他开过两次会，其中包括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宋子文、张静江等，还有代表军方的李宗仁，以及从两广专程被蒋介石请来的李济深和黄绍竑。
蒋介石提出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庭；一是分共。只要汪能坚决和立即做到这两件事，他蒋某将完全拥护汪主席的领导，甚至包括军事上的领导。
大多数人要求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全局，并且支持蒋介石的意见。只有从武汉来的宋子文保持沉默，不发一言。汪精卫则一再重申总理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共产党和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
双方辩到激烈之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向汪跪下了，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分共。汪精卫慌得东躲西藏，吴氏紧追不舍，汪竟然退上楼梯，口中连声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严肃的政治会议中竟出现如此滑稽情节，全场哄笑一片。
4月6日，正当会议继续进行的时候，忽然有人送来当天的报纸，上面赫然登载着一篇《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与会人士大哗，多数都将矛头指向了汪精卫。上次下跪的吴稚晖这次变得尤为气愤，当众讽刺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弄得汪氏十分难堪，会议也无法进行下去，不欢而散。
汪精卫终于看明白了，蒋介石和吴稚晖等人为的是让自己替他们背上分共的黑锅，而不是真的想服从自己的领导。当晚，汪趁夜秘密上船，直奔武汉而去。
这样，蒋介石尽管“万事俱备”，但却失去了汪精卫这个“东风”，让他重新陷入服从总理遗训还是坚决清共的矛盾之中。正在他恨汪不争和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一封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青帮头子黄金荣和杜月笙送来的。他心里一动，产生了一个“借刀杀人”的灵感。
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滩混迹时曾加入青帮。因其入帮晚，故“辈分”不高，很多黑社会兄弟都是他的“长辈”。像黄、杜这样的帮主，他连见一面都难。如今他衣锦荣归，贵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手握几十万大军，几乎可以决定上海滩的命运。岂止以前那些“阿兄”、“阿弟”想来攀龙附凤，就是大亨帮主都以能见蒋“阿弟”一面而受宠若惊。
其他军政大员正为汪精卫突然逃离而惊异，纷纷前来蒋总司令处询问。蒋已胸有成竹，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对吴稚晖、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白崇禧等人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但是，清党是人心所向，我在想办法，你们还是应该有所准备。”各人均表服从命令。
安顿好了党内这批追随者，蒋介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通知白崇禧准备成立一个“淞沪戒严司令部”，起草一份《战时戒严条例》。同时，他派亲信给黄金荣和杜月笙回口信，到时赴宴，不许对外声张。
晚上，蒋介石换上便装，戴上墨镜，在一班便衣警卫的保护下乘车离开住所，到达法租界内赴宴的餐厅。黄金荣和杜月笙早已等候多时，见蒋总司令真的赏脸了，连忙上前迎接，执礼甚恭，迎进大堂。餐厅此晚对外打烊，便衣警卫将三人保护在核心当中，青帮又在房子的里外保护了两层。
酒过三巡之后，杜月笙道出了请蒋总司令赏脸的目的，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来为了上海的百姓打抱不平，报仇申冤，维持公道，做了很多好事。如今新政府就要上台，我们也算是有功之人，应该参加新政府的班子。
蒋介石何尝不知对方的目的，这正是做交易的理由。他表示：赏罚分明是本司令的原则。如今国民革命尚未完全胜利，上海更需要改善治安，方能成为革命军的可靠基地，这方面还需要上海滩的弟兄们鼎立相助才行。
杜月笙与黄金荣对视了一下，然后杜表示：“只要总司令用得着，我们兄弟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蒋指出：共产党鼓动工会自立政府，自拥武器，严重危及上海工商界的安全。我革命军北伐任务在身，不能分出太多力量去执行治安任务。如果你们的弟兄们可以出面制止共党工会的妄动，缴其武器，那就算立了大功。
黄反问说：“我们手中的枪还没有工会多，怎么去缴对方的枪呢？”蒋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做，武器不成问题，我可以帮忙。
接下来就是细节：需要多少支枪？枪从哪里来？怎么运进租界？等等。蒋介石认为这些可以由手下人跟他们来办，就此告辞。
4月9日，蒋介石下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岐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在沪宁线上，蒋介石和李宗仁完全按照他们计划的那样，将第七军从芜湖调往南京附近，监视其他可能不稳的部队。然后逐次将可能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1927年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
这时，淞沪戒严司令部接到报告，上海市区多处发生“工人内讧”，枪战不止。司令部立即下令，周凤岐部第二十六军分路出击，将各冲突地区包围起来。戒严部队命令交战双方无条件停止对抗，向戒严部队缴枪，违令者就地正法。
青红帮这一方早知会有这出戏，在头目们的指挥下，纷纷缴械投降。但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却不甘束手就擒，奋起抗争，被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工人纠察队被杀120余人，受伤180人，2700多名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转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第二天一早，上海各大报纸在刊登这一惨案的同时，也登出了蒋总司令的声明。声明说：本总司令以领导北伐统一中国为己任，坚决排除任何不利于北伐革命的障碍。昨日，上海工人纠察队与部分工人因政见不同发生武装械斗，严重危及上海市民和工商各界的安全，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破坏。淞沪戒严司令部遵照《战时戒严条例》下令，将参与械斗的双方缴械，完全合法合理，但一些暴徒竟武力抗拒，被我戒严部队就地正法。
可想而知，中共和上海总工会哪肯这么罢休？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
群众游行队伍长达一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屠刀已经举起，就不会再放下来了。在事变后的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被杀达300多人，被捕达500多人，失踪达5000多人。中共著名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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