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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篡权洋人造反派回美定居
文革中的洋人造反派美国人李敦白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难以接受：“我当时（1979、1980）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
从监狱出来后，李敦白对文革的看法没有改变：“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
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称：“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
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监狱中，他也一直认为“文革”是对的。
美国人李敦白当过毛泽东的知己朋友翻译记者。从1944年这位23岁的李敦白第一次随美国陆军来到中国，到35年后离开中国，没有其他外国人在中国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李敦白是中文语言学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1946年在延安大本营第一次遇到他们后，他成为了毛泽东共产党领导层的朋友、知己、翻译和记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里，李敦白在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国家享有显著的影响力。然而，他的高调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被监禁了两次，在禁闭室中被关押了总共16年。
现年92岁的李敦白仍然是当代中国的敏锐观察者，经常评论这个定义了他个人和职业生涯的国家。李敦白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笑起来很轻松。他在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中写道，他在中国的那些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苦涩，自从回到美国后，他就一直在中国访问。李敦白讲述了他对毛泽东的个人记忆，以及他为什么认为，通过与中国领导人建立早期联盟，美国本可以避免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李敦白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是1946年10月20号。我刚从内蒙古从陆路来到延安，到达后，我立即被带到党总部大楼参加每周一次的舞会。当我们打开门准备进去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地板中间跳舞。他看到我，停止了跳舞，在我和他握手之后，他说: “我们欢迎一位美国同志加入我们的工作。”
然后，毛泽东把我带到大厅的一边，让我坐在椅子上，立刻说他想邀请我去他家，花一两天时间谈谈美国。有趣的是美国是唯一的一个真正令毛泽东着迷和感兴趣的外国，也是他非常钦佩的国家。他会邀请左翼美国人到他的地方坐下来聊天。据我所知，他没有邀请任何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ーー只邀请了美国人。
毛泽东的现代教育始于他在湖南省会长沙上高中的时候。在那里，他有一位非常开明的自由主义教师，他后来娶了他的女儿。他教毛泽东关于卢梭、富兰克林、杰斐逊等等的知识，这些第一批外国思想家让他非常感兴趣。事实上，毛泽东在某些地方提到过，他曾经认为杰佛逊式民主是中国的未来。最终他开始相信，外国支持者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毛泽东转向列宁的原因。
毛泽东之所以有魅力，完全是因为他头脑强大，能够将复杂的政治思想转化为非常丰富多彩、通俗易懂的语言。这种才能如今在中国似乎已经完全失传。但毛泽东不是菲德尔 · 卡斯特罗。他不是演说家。他没有让人们为他着迷。他是一个说话相当缓慢和笨拙的人。但他分析事物的方式很有趣。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把事情简单化，用流行的术语来表达。
你知道，这很有趣: 当你坐下来和他交谈时，他很放松。他说起话来好像一切都只是随意的谈话，非常幽默。根据我的经验，任何和他说话的人都会笑得合不拢嘴，他也会笑。因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来自边远地区的智者，他是一个伟大的分析家和说话者。没有任何威胁，没有任何困难。
（周等高官）他们完全不一样。周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彬彬有礼的人，是一个能够同时做两三件不同事情而又不会混淆的组织天才。20世纪30年代初，周领导了对毛的攻击，他是斯大林从莫斯科派回来执掌中国共产党的学生之一。但是，在红军几乎覆灭之后ーー当他们拿下红军残部并开始长征时ーー周认为毛关于游击战战略和战术的看法是正确的，于是放弃了反对意见，决定从那时开始追随毛的脚步ーー他做到了。他担任毛的幕僚长: 无论领导班子做出什么决定，周都将负责执行。毫无疑问，他是个组织天才。每个人都尊敬他，服从他。
我当时在新华社工作，修改英语，教一点新闻学，写一些文章，做一些临时报道。但主要是帮助用英语工作的中国记者理清思路。
当时因为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精神，对红色中国造成的恐惧。事实上，直到1963年我才再次坐下来和毛泽东交谈，那时我已经花了两年时间把毛泽东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四个美国人加上无国籍的伊斯雷尔 · 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会见了毛泽东，讨论了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一场关于天下万物的长谈，然后是晚餐。之后每年我都会见到毛泽东，直到1967年我被捕。我在监狱里有人民日报，所以我有新闻。我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一位能够解决世界问题的革命领袖。我以为毛泽东的逝世是个巨大的损失。当毛泽东逝世的时候，理智上，我觉得这更重要。一个更大的悲剧，这是一个带着大写L领导人，失去了毛泽东是这个世界的损失。
1943年，当我在斯坦福大学上军事课时，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学习如何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我同时拥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我就可以帮助这两个民族相互理解，学会合作。所以到了1980年，我发现在中国这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需要回到美国，从美国那边开始工作。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对当时已经十分猖獗的腐败现象感到厌恶。虽然还没有到今天这种程度，但已经非常明显了。
邓小平向罗伯特 · 诺瓦克吹嘘民主墙，政府允许人们张贴海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自由批评等事实，但他一旦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就不再允许这一切，我对此感到厌恶。他镇压了民主墙运动。每个周末都有很多年轻的民主活动家来我们家，我们有一个论坛讨论，我们住在友谊宾馆，大多数外国专家都住在那里，当他们来到宾馆大院时，他们必须登记自己的名字。所以一旦邓开始压制民主意见，这些人都将处于危险之中。我没觉得我和我妻子会有危险，因为他们不会再要我们了，但我觉得这些孩子会有危险。
但主要是，我只是对民主活动的停止和腐败感到厌恶，我只是对妻子玉琳说，你知道，是时候去美国了，我们走了。
太好玩了！当我回来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专栏编辑让我在7月4日写一篇文章，讲述在比里普 · 范 · 温克尔(Rip Van Winkle)多离开14年之后回来的感受。我做到了。我们受到了媒体的热烈欢迎。我们回来的第二天，我就上了今日秀。不幸的是 Tom Brokaw 那天不在，所以那期节目很一般。但是，第二天，《纽约时报》的琳达 · 查尔顿写了一篇专题文章，占据了整个第二版。标题是这样的: “土生土长的儿子归来，向他的家人介绍他的姻亲。”他们有一张我和玉林的合影。然后，一切都很友好。那一周，我应邀前往华盛顿，受到了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霍布鲁克的正式接见。我花了两天时间和国务院中国办公室的人谈话。每个人都非常有礼貌和友好。没人想让我难堪，也没人问我难堪的问题。我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我感觉很好。
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对毛泽东做出了著名的评价，他说毛有70% 是正确的，30% 是错误的。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体系。我更倾向于前后对比。我认为毛在1949年上台之前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以及在那之后的三四十年里，他们在中国进行了这些伟大的社会改革。你知道，每天工作八小时，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工作，消除鸦片，禁止卖淫，妇女在法律面前平等。 虽然只是普通的社会改革，但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的巨大转变。
1955年左右开始右派分子的疯狂攻击开始恶化。最初，毛泽东鼓励建立合作社，这种做法非常有效。农业产量大幅上升。这建立在土地继续私有的基础上，只是农民们互相帮助耕种土地。收获的产量按照一个人拥有多少土地来分配60% ，按照一个人投入多少劳动来分配40% ，或者按照其他的比例来分配。
农民们从合作社变成了集体农场，所以那些在几个世纪的饥饿之后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而现在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但作为优秀的中国爱国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抱怨。直到邓小平改革之前，都没有什么土地非集体化。所以事情就开始变糟了。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我更多地考虑毛泽东执政前和邓执政后的情况，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比例。
张戎在2006年为毛撰写的传记中指出，毛是一个自大狂，他追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权力ーー他想要世界的权力。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首先，我个人认为，整本书都是垃圾。这是一个可怕的片面性ーー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片面性，其中很多内容都是纯属虚构。就像她说的长征是蒋介石和斯大林共同策划的阴谋。不管怎样都太荒谬了。
毛想成为比中国国家主席更重要的人物吗？这是她的论点之一。
不，我觉得那是胡说八道。你知道吗，毛泽东，他有两面性。第一，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我可以举出无数大多数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绝妙军事策略。但他的另一面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个人主义者，一个某种程度上无政府主义的平民主义者。我记得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从喜马拉雅山回来，带回了一条大眼镜蛇。他邀请我和我妻子和他一起吃蛇。我当时扮演魔鬼代言人，问他: 印度人被打败了，你们已经在喜马拉雅之巅，你可以继续横扫，不过200英里，就到加尔各答了。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他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毛泽东说: 天啊，我们管理中国都有这么多问题，你以为我们想管理印度吗？我认为除了中国，毛泽东和其他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如果毛今天还活着，他会如何看待中国的进步？他会怎么看这个国家？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会满意吗？他会失望吗？今天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样子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双面的东西。事实上，我想了很多。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世界地位的变化，他将感到非常自豪。他会很高兴的。另一方面，他会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崩溃感到厌恶。我认为他会对习近平试图恢复一些旧的价值观的方式感到非常高兴。但与此同时，我认为他不会乐意看到在最近召开的三中全会之后，现在又强调让市场力量决定事情，让政府越来越脱离经济管理。这当然违背了他的基本观点。当然，他可能已经变了。
毛泽东仍然是所有中国钞票上的面孔，他的肖像仍然在天安门，他仍然受到中国人的尊敬，你是否感到惊讶？
不，一点也不，因为现在正在成长的年轻人，包括年轻的党员，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写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们只知道他有点像乔治 · 华盛顿。他是国家的缔造者，人民的统一者，等等。他们只知道这些。我不指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