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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以“改革开放“的忽悠下，不管黑白道摸着石头争先富，让少数人先富的噪动下，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起后期起，在走资派特色官方献血指标和来自医药公司的市场需求下，中国河南省等地方农村发展出《卖血产业链》，《农民通过卖血得到经济收入》，而卖出的血则用于供应医院血库，以及医药公司生产血液制品来赚钱争先富。
然而由于采血的技术与管理漏洞，许多农村血站的血液制品在经艾滋病毒携带者献血卖血后受到污染，导致更多健康的献血者、被供血者及无辜民众感染艾滋病病毒，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同一个村有集体众多村民卖血赚钱后而至集体感染后的所谓“艾滋村”。
由于走资派各地方官员的隐瞒，尤其是多发地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况一直不透明，在被医护人员发现隐患后，仍有更多献血卖血者不断受到感染。当时政府走资派官员宣传说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性和吸毒，没人敢说是输血引起的，但其实比起前两个因素，后面这个更恐怖。当时可能有人发现，但是没有人说出来，有些中国媒体开始关注艾滋病防治以及河南农民的患病情况，但大多因“影响河南形象”遭到河南走资派特色政府的阻拦。
2000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河南“艾滋村”问题报道，震惊世界。“在高耀洁向河南省政府反映血站导致艾滋病传播的问题无果后，她将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一名《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头版登出后，这个事情成为了一个国际丑闻，促使中国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帮助高耀洁在纽约安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表示。
2001年8月，中国卫生部首次公布“艾滋村”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疫情。根据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该地区3710人中有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而根据村民统计，在有800名人口的文楼自然村，《90%的青壮年常年卖血，在这群300多人的群体中只有大约5人幸免于感染艾滋病毒》。2004年，河南省首次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拉网式”艾滋病大普查。河南省政府称，全省范围内既往有偿供血人员达28万，其中该次检测出艾滋病感染者2.5万。
直到今天，研究者仍认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情况没有彻底摸清，没有人能说清楚“血浆经济”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自1996年至她流亡之前，高耀洁多年来走进一百多个“艾滋村”，坚持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摸清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情况。根据中国央视报道，她走进过100多个村庄的1000多个患者家庭，足迹遍布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共16个省市。她记录下所有接触到的病患信息，保存下同病人及他们亲属之间的通信往来，这些都成为了官方艾滋病数字之外的宝贵资料。
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以“改革开放“十多年后的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河南政府为了借助卫生系统创收，号召全省各地农民卖血“脱贫致富”，大力发展“血浆经济”。时任河南省卫生厅的新厅长算过一笔账："河南省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哪怕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将河南省的血卖出去，把国外资金引进来，就可以为卫生系统创造以亿计算的收入。"
但由于因此兴建的大量血站在采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检测，还让多人共用针头，并把血液成分混合后输回卖血者，导致当地艾滋病严重泛滥。民间的私人血站也随处可见，几个护士、几根针管、几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农民趋之若鹜的「采血点」。据后来卫生局统计，1993年，仅驻马店地区就有33处私人血站。在私人血站卖血有一个好处：不用「采小血」——公立血站里，每次卖血前都要通过采小血筛查有无乙肝、丙肝等病毒。
1991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了解到河南部分农村因为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发现丙肝发病率堪比乙肝。
1995年，时任河南周口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的王淑平发现当地很多卖过血的村民出现了艾滋病症状，王淑平当即向卫生局提交了疫情报告，上头也很快下令要求血站建立病毒排查机制，但她也因此被上司调离了血站。随后，王淑平自行成立了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卫生局，费用自理，工作是义务初筛血小样。1995年3月，王淑平听说太康县检测出一名有偿献血者为HIV病毒携带者。由于单采血浆是需要将全血抽出，放入离心机分离出血浆，然后再再次输回献血者体内。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存在纰漏，血液很可能会互相感染。因此，她提出希望所有血站停止采血排查感染情况，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她便带着检验中心的工作人员走了一趟周口地区，在当地提取了900份的血样。通过初筛，她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20％以上。其中献血员300多人，感染率将近50％。
于是她同年把首份河南农村献血人员的艾滋病报告上报国家卫生部。为了避免东窗事发，河南当局对王淑平采取了严酷打压，试图迫使她噤声。无奈之下，她几年之后流亡美国，在海外持续就中国艾滋病问题发声，直至去世。
1996年，高耀洁教授在河南省会第一次会诊到艾滋病人，发现感染源来自于血库，随后开始对艾滋病疫情的调查，并自行出资进行防艾宣传活动。
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河南血祸”的灾难性全球绝无仅有。
“在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河南艾滋病问题爆发的这种模式。它以几何级数增长，在一到两年内，因为政府部门搞的某种产业，把人当作牲口一样地利用其所谓的‘血液资源’，造成了这场血祸。”
除了河南，许多地方都有因为血浆经济而引发的感染病大规模流行，河南也被怀疑不是唯一的重灾区。直到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以“血祸”正式官方报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确认艾滋疫情，虽然信息不断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06年发表的《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现状及流行形势分析》称全省只确认了31578例艾滋病阳性案例，确诊AIDS现症病人19488例，已死亡4891例。1990年代中国河南在政府的倡导下，大办“血浆经济”。农民卖血“脱贫致富”，结果导致大批无辜农民感染艾滋病毒，进而引发艾滋病大流行。河南艾滋病的严重情况一直被当地政府掩盖。
陈秉中教授在担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并掌握了大量实据材料。陈秉中教授对BBC中文网说，他之所以发表这一公开信，是为了向胡锦涛陈情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使造成这一状况的责任官员得到惩处。
陈秉中教授说，河南“污血案”导致艾滋病疫情暴发并蔓延其他地区。将近20年，这一严重问题却长期被隐瞒。使受害者得不到申冤。陈教授表示，他目前身患癌症，已到晚期，“如果不说而把这些了解的情况带到棺材里去，那就对不起成千上万的患者和死去的冤魂”。
陈秉中教授9月初时曾将掌握的情况写成数万字的材料，题目为《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寄到中纪委和监察部的举报中心。在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的情况下又于11月初致信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同样石沉大海。无奈之下，陈秉中教授说，他只好采取这种写“公开信”的方式，以引起各界重视。
陈秉中教授说，中共领导人李长春，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领导人的时候，封锁疫情，拒绝向上正式报告河南省发生的严重问题，才导致后来艾滋病流行的恶果。“然而对这种不可原谅的行为，责任人没有受到任何严厉惩处，反而平步青云向上升官，实在是很奇怪的现象”。
陈秉中教授对BBC中文网说，他认为李长春，李克强二人至少应该向中国人认错道歉。作为政治家应该有这种勇气。做了错事却不敢承认的领导不值得信任。
谈到中国抗击艾滋病现状存在的最大问题，陈秉中教授认为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正视现实。如果连河南这样大的问题都不敢正视，对隐瞒疫情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领导不敢处理，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艾滋病泛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