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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好几年没见到小崔。
最后一次大概是两年前通电话,他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他扭头转身去做历史。
上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他说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必须要应对或者说应付,我变得越来越圆滑,天助我,我病了”
心理医生说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假历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
等得病了有时间多看资料的时候,他觉得,“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所以他选择“口述历史”,“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他打了个比方来解释他要作的事“如果我们能采访孔子呢?”
“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口述历史)特别有意义。”
二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叫“清澈泉”,用六哥的话说“听着象夜总会的名字”,但是一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二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二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
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他说日本的电视台NHK,“零一年我去了日本,我去那里看,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问看中国什么?我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我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这个。他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三
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之前他只知道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
“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直到看到一些事,看了很多书,就像一个一个采访,我们也在做,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他爸说了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这次采访才发现这些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的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之后,相对嚎啕。
“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居然在中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和一个一个区域,居然你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就像你们这样这么多年做的一样。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不管怎么样,这部戏我放在这里,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四
我和小崔同事十年。
刚来的时候,部里让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小姑娘,很自然地站在后面。
他回头看见我,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前排最中间他的位置,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别人老觉得他幽默,嘲讽,调侃,解构,等他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讲故事,眼睛一会湿一会儿热的时候,有人说“小崔没意思了,都不说笑话”,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
他曾经对我说,“911之后,好象是国家地理频道,老放一个宣传片,是那个楼倒下的镜头,我每次看见都想,那些死者的家人看见这样的镜头是什么感觉呢?我就想给他们写信,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所以他说,他后来做节目已经不管什么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
这次看《我的抗战》的时候,好几个人问有一集节目如果是只放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为什么要放好几个人的采访。
他说“我们采访老人这么长时间,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有时候海若做片子特别苦恼,因为我向他们提很多无理要求,我希望他们片子多出几个人,因为可能再看一个片子,这个人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哪怕是中央电视台呢,这也很好。”
五
陈虻的葬礼上,我们见过一面。
他不说话,面色不好,坐在那里。
我坐他边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吞下去了。
我知道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啊”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次看片会上,他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他说“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片子)。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在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六
有观众发言,说得很动感情。
他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
他说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可能会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最后他说“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