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特效药，中药提取出的青蒿素

　说明，本人工作在非洲，这里最普遍的病就是疟疾，来到这里的中国人99%都要得一次，包括我本人，有的人一年会得几次，但是有一种咱们中国人研发出的特效药，青蒿琥脂，打针后，三天到5天荃愈，疟疾的死亡率是70%多，有种脑疟疾如果不打针，100%死亡，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引发的疟原虫产生抗药性，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许多人染上疟疾后，高烧、头痛、呕吐、惊厥、昏迷、抽搐、脑水肿，直至死亡。此时，正在越南交战的美越两军，也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一人染病倒下，至少需要两人抬担架运送，一人持枪护行。美国政府曾公开说，1967年至1970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是战斗减员的4至5倍。同样的 问题也困扰越军。有例为证，当年越军有一个团从后方奔赴前线，但最后只有两个连投入战斗。
　　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美越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越南则求助于中国。1967年，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代号为“五二三”，其重要意义相当于“两弹一星”。
　　于是，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团结协作、资源共享的团队精神，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
   
20世纪70年代前期，“五二三”科研人员从古代医书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中受到启发，提炼出具有全新化学结构和显著抗疟功效的新药――青蒿素。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迈出了第一步。
　70年代后期，“五二三”科研人员改造化学结构，合成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等新药。与此同时，我国另一种化学抗疟新药――本芴醇也横空出世。这些发明推进了人类的抗疟征程。
　　80年代以后，一部分“五二三”科研人员仍继续攻关，最终研制出综合蒿甲醚和本芴醇两药优点的复方蒿甲醚。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达到新高度。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疟疾病人超过5亿，死亡100万人以上。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防治疟疾会议上，特意邀请几位“五二三”科研人员出席，并向他们致谢：“如果没有你们，更多人将死去！”
　当年青蒿素类抗疟药最主要的发明人，如今无一人做大官，无一人成富翁，无一人当院士。虽然他们对现状有抱怨，彼此间因评奖等问题有过误会，但对于为“五二三”付出的心血，他们无怨无悔。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中国唯一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时人为之自豪，却忘记了它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结晶、自主创新的杰作。有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专利转让给了外国人，被指责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却不知专利若不转让，难有今天国际社会和疟区民众对中国的敬重??功过是非，尚待明断。
　　但历史需要记录。我们寻访了提炼青蒿素的屠呦呦；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的李国桥；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并合成蒿甲醚的李英；率先研制复方蒿甲醚的周义清。对于没有寻访到的魏振兴(已去世)、罗泽渊(现年68岁)、刘旭(现年69岁)、邓蓉仙(已去世)、滕翕和(已去世)??我们心存敬意，他们也是拯救5亿人的中国发明家。
　　我们将记住所有的“五二三”科技人员，记住他们所在的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中国研发青蒿素类抗疟药档案
　　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泛滥
　　1967年，启动研发抗疟新药
　　1971年，发现青蒿抗疟有特效
　　1973年，将提炼出的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
　　1974年，临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显著
　　1976年，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蒿甲醚等抗疟新药
　　1977年，向世界公布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推广青蒿素类抗疟药，疟疾在中国逐渐绝迹
　　20世纪80年代，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研发成功
　　1991年，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十几年来，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全球亿万疟疾患者“救命药”
　　从古代医书中获得灵感，率先提取出青蒿素
　　2月14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座旧楼里，见到了76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坐了不到5分钟，记者又重新穿上棉服――屋里的暖气明显不足。这是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楼房。屠呦呦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装修，门窗简陋，一张沙发已经破得很难坐人了，屋里的电器只有两样――电话和存放药品的旧冰箱。
　　很难想象，这就是造福几亿人、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的发明者之一的办公环境。也许，岁月的风尘真的将青蒿素发明者们埋没得太深太久了??
　　从12%到100%
　　一见面，屠呦呦就让我们见识了一位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她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拉抽屉开柜子向记者出示各种发黄的文件、会议记录、实验室资料，甚至30年前她和其他科研机构合作时的往来书信。
　　“我不是刻意要保存这些东西的，只是出于科研工作的习惯。”屠呦呦边忙活边笑着向记者解释：“其实，就算没有这些资料，我也清楚地记得，1969年1月21日，中医研究院任命我为科研组长，参加‘五二三’项目。”
　　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未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屠呦呦决定，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其它科研单位汇集到“五二三”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古代多部中医药典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是提取方法有问题？还是做实验的老鼠有问题？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细细翻查。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吸引住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鲜汁！
　　“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说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她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那是第191号样品。”事隔30多年，屠呦呦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实验室里，我观察到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历史上的有些发明也许就是这样，和一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在峰回路转后又重新相遇。但正如数学家华罗庚所言：“机会只给那些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
　　1930年，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那时，屠呦呦自己也不曾想到，她的这些中西医相结合的学习背景，为她数年后发现青蒿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72年3月8日，“五二三”项目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屠呦呦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此后，所有科研人员都把目光转向青蒿这株小草。传统中药青蒿有两个品种，一个学名为植物黄花蒿，是中国南方的叫法；一个叫植物青蒿，是北方的称呼。
　　1973年，云南地区青蒿结晶物的抗疟功效得到证实后，“五二三”办公室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把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新药进行研发。
　　可以说，屠呦呦对青蒿的研究和发现，是青蒿素得以诞生的关键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屠呦呦多次打电话给记者，反复强调：“1979年，青蒿素获得国家发明奖。1982年，全国召开科技奖励大会。经国家科委认定，我作为该发明项目的唯一代表，出席大会，领取发明证书，并作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领取发明奖章。1986年，我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留下慰藉，也留下遗憾
　　有时候记者真不敢相信，面前的屠呦呦是位76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屠呦呦不停地述说，思路清晰，中气十足。看到记者和摄影师都不肯脱外套，她有些不屑：“你们这么年轻，怎么还不如我老太太的身体好？”
　　其实，屠呦呦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实验室连最基本的通风设备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的屠呦呦，很快肝功能就受到了损害。
　　“2002年法国《解放报》的记者采访我后，在报道中说我们这里的研究条件很差，西方医学界很难相信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能产生出高水平的成果。其实，现在这里的条件已经好多了。30多年前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那个年代艰苦的不仅是工作。屠呦呦参加“五二三”项目时，女儿才3岁。有一段时间，她到海南岛做药物临床观察，丈夫也下放到“五七”干校，孩子就只能放在幼儿园不管了。“现在就不说这些了，那个年代都是为国家做贡献，谁想着个人啊。”屠呦呦很快转换了话题。
　　1976年，中国医药学界获得这样一个信息，西方某个国家也正在进行青蒿提取物的研究，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对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更多的途径对这样一个传言进行核实。为了抢在外国人前面，更为了让世界知道青蒿素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从1977年开始，中国陆续通过论文向世界公布了青蒿素的整个发明过程和化学结构。
　　说起往事，屠呦呦轻轻叹了口气：“那个时候，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也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因此失去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此后，这项由中国人发明的重要医药成果传遍世界各地，被西方各国竞相仿制，并被抢先占领市场。
　　屠呦呦的办公室中间并排放了四个展示柜，里面摆满了屠呦呦因青蒿素而获得的各种奖章、荣誉证书、国家发明证书。采访中，她时不时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记者拽到柜子前，手脚麻利得让人猝不及防。“我不是要争名利，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科技论文都不会以个人名义发表，我只是希望国家能更多地保护科研人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屠呦呦还是有遗憾的，这么多年，她曾几次被提名院士，但始终没有当选。
　　青蒿素的发明可能无法以某种形式为屠呦呦加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造福着全球几亿人，并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尊重，这是让屠呦呦感到安慰的。
　　临床证明青蒿素疗效，研制穷人需要的药
　　李国桥，生死体验40年
　　本刊特约记者 梁 莒
　　在当今世界医学界尤其是疟疾治疗领域，71岁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是一位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他最先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能够治疗恶性疟疾，他研制的青蒿素复方CV8最先成为国家一线用药，他最先开发出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
　　在这一系列“最先”的背后，是李国桥40年的抗疟经历。在这段充满激情、艰辛乃至生死体验的日子里，李国桥见证了青蒿素类抗疟药为中国带来的荣光。
　　他是一位“苦行僧”
　　2月19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上午10时，李国桥推掉应酬，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此时，他从非洲的一个疟疾疫区回到广州，还不到72个小时。
　　尽管脸色还带着归途的劳顿和疲倦，但是因为话题涉及青蒿素，李国桥在采访过程中，坐姿挺直，目光如炬，思维敏捷，对答如流，完全不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
　　“过完年后，我还要去非洲的科摩罗，继续做疟疾防治工作，时间大约需要半年。”李国桥告诉记者，从1967年从事抗疟至今的40年间，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在疟疾疫区度过。
　　谈起去年在科摩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李国桥语气之中既有欣喜也有无奈：“我主要在科摩罗一个叫莫埃利的岛上工作。那个地方非常适合我现在做的疟疾防治工作，但生活条件比国内差远了，不仅经常停水停电，而且蚊虫很多，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疟疾。不过，最让我觉得不习惯的还是，那里除了南瓜、木瓜和芭蕉之外，很难吃到其他蔬菜和水果。”
　　李国桥是一个生活俭朴、为人低调、言语不多的人，工作性质使他常年在外，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徒步行走在疟疾疫区。因此，包括亲友在内的许多人，都喜欢对他这样评价：“他是一位‘苦行僧’。”
　　对此评价，李国桥淡然一笑，不作正面回应，而是不无风趣地告诉记者：“这40年来，我去的地方，是越来越艰苦。一开始在国内，主要是海南和云南的偏远地区。后来，这些地方的疟疾治得差不多了，就必须走出国门到其他疟疾疫区去，否则没有病人可治。于是，又去越南治疟疾；越南以后，就是柬埔寨；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就冲出亚洲了，当然主要还是去非洲。现在非洲去得多了，我也快成了半个‘非洲人’。”
　　李国桥和疟疾战斗了40年，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不愿也很少谈及。他说：“青蒿素是我们中国科技人员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功劳，我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发明人而已。”
　　为救人不怕担“医疗责任”
　　1936年，李国桥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一个中医世家，19岁时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1967年夏，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承担针刺治疗疟疾的研究任务。他告别妻子和没有满月的女儿，开始奔波在疟疾疫情严重的海南和云南等地。
　　在疫区，疟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震撼了李国桥。在云南梁河县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寨子里，不仅每家都有疟疾病人，而且整个寨子一个月里就死去8个病人。当走进一间破屋时，李国桥看见一对母女因为感染疟疾，骨瘦如柴，气若游丝，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旁人告诉李国桥，这个家庭原先还有一对父子，几天前因为感染疟疾，双双撒手人寰。李国桥一边噙着眼泪，一边默默地为母女两人治疗。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生今世都要战胜疟疾！
　　为了探索治疗疟疾的捷径，李国桥经常让同事在自己身上试针。1968年的一天，他尝试在颈椎附近的一些穴位上做深度针刺。当银针刺入穴位的刹那间，他眉头紧锁，牙关紧咬，冷汗直冒，强忍电击般的疼痛，记下了针刺穴位的感觉。事后，他右腿的敏感性受到损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冷热的感觉不灵。
　　在多年的诊治实践中，李国桥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技艺，开始寻求更加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1973年，他来到云南一个偏远地方，收集到一种名叫“大发汗”的土药。当时，由于条件简陋，设备缺乏，难以分析药物毒性，但为了尽快查验药效，李国桥决定亲自试服。不料，服药不久，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大汗淋漓，动弹不得，多亏抢救及时，方才脱险。
　　1974年，李国桥在云南边境的耿马县，开始探索运用青蒿素治疗疟疾。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他刚睡下，突然接到险情报告：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最严重的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危在旦夕。
　　救人要紧！李国桥和同事匆匆起身，准备好药品和干粮，连夜出发赶路。来到阿佤山脚下时，天已大亮。准备上山了，但却找不到向导。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凭着曾经有过的一点模糊印象，在高山密林中摸索前行，饿了吃几口干粮，渴了就嚼两口野果，一路还得避开毒蛇。途中，他们竟遇到了一头野熊，幸好距离比较远。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9点钟。李国桥水也来不及喝，汗也来不及擦，直奔病人住处。
　　在路上，李国桥就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在医学上治愈难度最大的孕妇脑型疟疾病例，是否可以尝试一下用青蒿素呢？此前，李国桥用青蒿素治愈了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因此，对这种源自祖国、疗效神奇的新药情有独钟。但是，当看到患者奄奄一息时，他犹豫了一下：用青蒿素治疗，万一无效，患者死亡，自己肯定得承担医疗责任；但如果按常规用奎宁类抗疟药治疗，患者十有八九也会死亡。
　　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李国桥很快做出决断――用青蒿素治疗病人！紧接着，抢救、输血、纠正休克、守护观察??24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苏醒，守候一旁的李国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开创了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大先河。很快，这个喜讯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五二三”办公室。第二年初，国家做出决策：集中更多力量，开展大协作，推动青蒿素抗疟药研发工作的进展。
　　把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
　　勇者不惧，仁者无敌。带着对“五二三”项目的使命感和保障人类健康的责任心，哪里工作最紧急、任务最繁重、情况最危险，李国桥就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
　　1981年8月，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
　　这是一次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事先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妻子不要责怪实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在他的感召下，九位同事也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仍记录着当年李国桥他们的亲身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
　　1982年8月，李国桥等人撰写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发表有关青蒿素的国际论文。从此，青蒿素成为全球抗疟专家的关注焦点。
　　进入90年代后，李国桥经常应邀到一些亚非拉国家，指导疟疾防治工作。这让他和团队研制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1999年，他和同事们研制出的CV8，被越南列为国家一线抗疟用药。这是外国政府首次授予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最高荣誉。
　　2006年，李国桥和团队研制出世界首个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Artequick。这个新药不仅疗效快、治愈率高，而且只需两天疗程，每天服药1片，价格仅为同类药物一半，非常适合穷人服用。世界级抗疟专家阿诺德给予此药高度评价：“它是一个集中了优秀抗疟药全部特点的完美复方。”
　　走在疫区最前沿
　　近些年来，为了让青蒿素类抗疟药造福更多患者，李国桥频繁奔走于泰国、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等疟疾疫情严重的地区。有人甚至这样说：“哪里疟疾严重，哪里就会有李国桥。”
　　随着防治疟疾工作的深入，李国桥发现了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一些不足，比如：患者服用后虽然很快就不再“打摆子”，但是若疗程不足7天，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就难以被杀绝，从而造成复发；青蒿素疗程长，用量多，造成药价过高，超出贫困患者的购买力。在亚非拉地区一些贫穷国家，这些问题尤其突出。
　　于是，李国桥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坚持以“效果好、疗程短、价格低”为目标，积极研制适合穷人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和防治方法。
　　2003年，李国桥获悉柬埔寨暴发恶性疟疾，马上带人进入疫区。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石居省，李国桥运用他和团队研发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以及自己独创的“灭源灭疟法”，很快就把当地儿童的疟原虫携带率，从55.8%降至5.3%。2006年6月，李国桥被柬埔寨政府授予“莫尼沙拉潘”金质骑士级勋章。
　　说起“灭源灭疟法”，李国桥告诉记者：“疟疾是一种以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传统抗疟方法多以杀虫剂浸泡蚊帐来杀灭蚊子。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耗费大量资源，效果也不理想。‘灭源灭疟法’就是通过使用Artequick之类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既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又消除疟疾的传染源，从而控制疟疾流行，直至消灭疟疾。”
　　谈及很快就要启程的科摩罗之行，李国桥兴奋地说：“科摩罗是一个适合推广‘灭源灭疟法’的理想之地。这个国家只有70万人口，分布在3个岛屿上。传播疟疾的蚊子难以越岛飞行，不易产生交叉传染。我们初步计划在今年内，选择当地一个4万人口的岛屿进行实验，验证‘灭源灭疟法’的快速实效。”
　　“如果成功，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为人类控制疟疾，又探索出了一条捷径！这样一来，用不了20年时间，全球疟疾病人数量将会大量减少！”对于未来中国人在防治全球疟疾上的作用和贡献，李国桥满怀信心，充满期待。
　　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新一代抗疟药蒿甲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