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中少有的清流和异类 世间再无胡耀邦

领导干部中少有的清流和异类 世间再无胡耀邦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35周年纪念日。在中共百多年的历史上，尤其在领导干部中，胡耀邦是少有的清流和异类，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在他那个位置上还能保持一种天真、单纯、执著的理想追求，罕见。胡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共的两个总书记中，尽管胡因为去世的比较早，他对中共政权和中国革命的反思没有赵紫阳深，在思想上未能如赵那样叛党，但是他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理想，让他去世后至今，得到民间许多人的怀念。

　　胡耀邦对中国的贡献

　　胡耀邦对中国所起作用主要在1978到1986不到10年间。在对思想解放的推动，弥合社会撕裂的努力，打击腐败，重视宪法，主张民主法治，推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年轻干部梯队等，他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也最得到社会赞颂的是解放人和解放思想。在他的主持下，“两个凡是”被冲破，300多万干部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被正名。可以说，在毛死后，中国能够用3年左右时间从文革中走出来，改革开放能够比较快地推行，没有胡耀邦作为闯将在一线亲自指挥和部署，从思想和组织上准备资源，是很难想象的。

　　但我们对胡的评价，需要从他上述贡献和努力中抽出更深一层的价值，这就是，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尊重人性，同时不拒绝人类普世文明和价值的施政的理想主义。胡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就在于此。其实，这不仅是胡，也是赵以及其他像他俩一样的共产党人的价值所在。自古以来，这两样东西在中国最稀缺。胡、赵等一生所做的努力，就是试图实现这个理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

　　中国人深受成王败寇庸俗史观的影响，只问事功，不论手段，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对政治人物个体人格和道德品格嗤之以鼻。胡耀邦让人景仰的地方，除了他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选择及其对中国进步所起的作用，也在于他有一颗崇高的心灵。而这一点，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下，容易使人忽略和无视。但任何时候，政治家尤其权力人物的政治品格都十分重要，因为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

　　胡耀邦的政治品格

　　我把胡耀邦的政治品格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他对人民的谦卑和忠诚。胡的一生，把人民放在首位，人民利益大于党的利益。在他看来，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他们活生生的利益，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天经地义，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利益、党的利益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他说过很多这方面的话，在此不举例。但胡不是说说而已，高唱人民的口号谁都能做到，关键要付诸行动，无论是早年投奔革命，还是后来在历史转折阶段做出的一系列事情和表现，都证明他是一个始终忠于人民的人，为人民而非党的利益而奋斗。

　　二是他在历史关键时期那种“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敢于担当和自我牺牲。胡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正处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而要推进改革开放，就离不开对“文革”造成的海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在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无法体会到这两项工作的艰巨的。这方面有很多的回忆文章，在此不重述。

　　三是他开放开明，不拒绝学习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胡在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几年间，主持了多份在中国改革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央文件，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后者尤其是中共历史上一份不容忽视的决议，它集中体现了胡对于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意识形态、学术自由的看法，其闪耀的思想在今天也显得弥足珍贵。

　　比如，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 作了最扼要而深刻的概括：“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指出“要从小学开始……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等等，这些表述，足以显示胡思想的开放开明。

　　四是他对自我的清醒认知，在权力面前不膨胀。人贵有自知之明，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尤其在掌握一定权力后，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所以对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克服权力的自负和自大，做到谦虚谨慎，但真正要践行很难。胡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和性格局限，有着清醒认识，并时刻对权力保持警惕，没有权力欲。1980年在被提议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时，他曾十几次拒绝，后来不得已同意担任，声明自己的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在1981年6月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后，在同中央委员谈话中，他又表态：“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同年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再次表示：“几位老同志提名我担任党的主席，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什么谦虚，确实不够格。”能不为权所惑，只有为公和无欲才能做到。

　　胡耀邦当然不是什么圣人，他有很多缺点，但瑕不掩瑜，掩盖不了他的伟大。有人可能会责怪他，既然认识到中共政权的荒谬，为政权所不容，可终究没有和这个政权决裂。这确实是他的某种历史局限。然而，也要知道，能够超越同时代和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人物不多，胡不是那种目光远大、思想深邃的领导人，特定的历史造就了他，同时也限制了他，对此不应苛求。

　　胡赵已成绝响

　　回到现实，让我们思考的是，胡赵之后，为什么中共的领导干部队伍里，在对抗错误的思想和路线上，一代不如一代，以致让胡赵成为绝响？原因出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和组织体系。如今的中国虽然器物文明发达，但精神文明还处在前现代，共产党是个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它的政治文化强调党员干部对党的无条件服从，无论你官职多大，在党面前，都是那个不明事理的小学生，党作为一个掌握宇宙真理的组织，永远不会犯错，永远绝对正确，犯错的从来是不服从党的教诲的个人，所以，当党员干部和党意见不一，要检讨的不是党，而是党员干部。

　　这种组织文化和体系决定了党员个体不可能去对抗党，除非和它公开决裂。但要决裂，代价太大，没有多少人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这就是当今中共干部队伍犬儒主义盛行的根源。然而，这种组织文化和结构体系也给了党内野心家去攫取权力，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今天就是此种状况。全党不得不听从一个人的号令，此人不但代表党垄断真理，也垄断常识，谁反他就反党。所以，中共内部也就变得鸦雀无声。

　　当时间的河流荡涤了多少假面舞会后，历史就留下了它真实的一面。当下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拐点，何去何从需要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虽然从未来几年看，不应再幻想中共能够再出胡赵这样的人物，可也不要失望，大变局的时代已经来临，在不太远的将来，人们是能够看到民主自由的中国的。要有这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