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的论素质与我的几点看法

刘瑜的论素质与我的几点看法

　　　　——随笔·五千零六十九

　　刘瑜回国的时间，不早也不晚，正好。早了，就没有了200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006年~2007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2007年~2010年在剑桥大学政治系担任讲师的经历；而晚了，就未必能获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的职位，以及2009年出版的《民主的细节》被《南方周末》、《新京报》、新浪网等媒体评为年度图书。

　　刘瑜的学问，也不左不右，正好。2008年，藏区骚乱期间，刘瑜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西藏独立，并且批评西方媒体“不公正”（均为维基百科原话）。除此之外，刘瑜基本上是民主派。

　　怀着对后起之秀的崇敬之心，我阅读了刘瑜的〈中国人素质低的原因〉（见海外网【网上的人民日报】2013年02月18日09:48。此处标题为——劉瑜：中國人素質低要“素質高”的精英管？），全文附后。

　　我不甚明白，刘瑜为何在文中提到，「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依照我的记忆，「素质论」是韩寒、杨恒均等伪民主派的标志性理论产品。韩寒就曾明确地道，「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不能民主」。当然，成龙的「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也很恶劣；但，成龙是演艺界的，不算文化人。真正要清算「素质论」，不应该着眼于韩寒、杨恒均等，这一类的伪民主以及他们的各种言论吗？

　　搜索「素质论 杨恒均」，竟搜到「顾晓军喜见某文怒骂公知群力挺老五毛莫言/2024年3月18日 — 哎，文化低、心眼小、素质差的人，常把狭隘当成大男人。 ... 这个轮不到莫部不认，别以为穿插了什么“猫腔”曲 ... · 从韩寒杨恒均郭文贵看莫言及鲁迅 ·· 嫉妒 ...」

　　前时，毛星火起诉莫言，中文网上的民主派们（从境内到海外），几乎全都站出来挺莫言……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是牢记了毛泽东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既然小粉红反对，民主派就誓死捍卫。

　　说到这派那派，突然想起2018.2.15遇罗锦给我的私信，「晓军：你把我算为民运人士，实在搞错了，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民运组织，是自由单独户。民运是有组织的，任何一个民运组织里都没有我，甚至连中文独立笔会我也没参加。我希望你公开纠正你的错误。遇罗锦」。

　　当时，我大约吃饱了撑得慌、在编《中国民运人物志（反弹琵琶》。不过于遇罗锦的看法，我不太认同。第一，啥中文独立笔会，我也没参加。这就如同，我没有得到中国作协的认可，我就不是著名作家了吗？社会承认，是第一要素；连中国作协，不也需要社会承认吗？社会不承认，中国作协又能算个啥？

　　第二，民运不一定是组织。比如，1949年前，有很多学生的爱国运动确实都是地下党组织的；可，有很多最基层的学生，未必知道党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这样的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就不是组织行为，而是个人行为。

　　哦，对了，不知啥时读过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其中有「消息传出，人们一发怒不可遏。三月上旬，南京市的各界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面张春桥的反周行径。示威抗议活动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现叹越来越大。」

　　这是我首次在正规的出版物中读到与「文革之初，不满13岁的顾晓军，即站在主席台上被批斗、“坐飞机”。22岁，刷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遂成为“‘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先声”的“南京反标事件”的始作俑者」的相关文字。

　　「四五」没有过，所以我提都没提。做人，不能只顾自己。

　　好，不想写了，就这么多。或许，又有人要说我瞎写。其实，瞎写既可是种风格，亦可是项能耐。昨日刚发现，必应机器人在引导人们认知顾晓军风格的小说及段子。我让它给创作了几篇，发现它在抄袭我的〈不讲常理〉及〈爱上发廊女〉等。不过，我没有指出来，而在它讨要赞赏时，我还说了「不错」之类。它很开心地回我，「感谢你的肯定与夸奖」。

　　　　　　　　　　　　　　顾晓军 2024-4-11

刘瑜：中国人素质低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採”，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裡，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麽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麽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隻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麽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麽？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証明。社会科学裡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証，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裡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著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裡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著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裡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著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証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証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麽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