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革命

在远古时代，为了对抗各种天灾，人们选出了领袖。当人们懒得参加选举后，这个位置就固定下来，成为酋长。正是因为他在法理上有绝对的权力，因此，他的地位和财富稳固。这种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流芳千古，庙食百世。整个过程，是一个从平等走向不平等的时代。酋长的权力大，责任也大，继续发展就出现了国王。后来，资本主义出现了，由资本主义接管权力的国家，开始了工业革命，由极权退回一步。

但是，当革命出现以后，事情大变。革命者只看到了权力退向平等，却没有看到，其背后的原因是商品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使权力的运作更加科学。因此他们用激进手段强迫人人平等。结果是天下大乱，原因是引起社会的恐慌。没有了国王的权威，就等于人人都有了做国王的资格。于是乎，只有那些利用阴谋诡计，颠倒是非的人，才能用高压手段获得一种短暂的稳定；类似法国大革命中的各个阶段。这种独裁政权，远比国王的政权可怕。因为，国王有舆论的保护，没人敢和他争夺权力。但是，以‘人人平等’为口号的独裁者，没有这种安全感，他们上台就是依靠欺骗，也深知如果不继续骗下去，后果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他们必须寻找各种常人想象不到的恐怖手段维持自己虚假的稳定。其根源，就是这个口号。

二十世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肆虐全球。受害的人们逐渐认清了这场灾难。但简单幼稚的平等思想，依然容易迷惑涉世不深的青年学子。就好像很多家庭中，娇惯的孩子，他们对父母的仇恨，往往来自父母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愤而离家出走，在社会上到处碰壁后，浪子回头。BLM运动以及这一次反犹运动，就是其具体表现。我认为，圣经《创世纪》的故事，就类似于家长与孩子的互动。开始，家长不允许孩子做某些事情。直到有一天，孩子突破禁区，家长明白，孩子长大了，应该让他们自己去面对世界了。而毒蛇，就是怂恿孩子‘平等’和离家出走的那些人。

几千年来，社会一直依靠暴力进行统治，所有的财富先要满足独裁者的想法，才能有别人的生存空间。直到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亚当斯密等人逐渐发现了另外一条道路：一条既有利于统治者，也有利于底层民众的道路。它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强盛。那些愿意效仿的国家也逐渐强大，而不肯顺应这个潮流的国家，只能用古代的加权平均分配主义理论负隅顽抗，马克思主义因此应运而生。

早在马克思出生以前，1620年，刚刚到达马萨诸塞州的英国移民，就曾经希望实行公有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后，失败了。承认失败就是勇气，这个勇气不亚于1215年，英王约翰在《大宪章》上签字。两者都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完成的。知错必改就是资本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相反，中国至今走不出土地国有的陷阱？因为，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使中国人总能够把把韭菜当出了诗情画意的高度。没有任何数理观念，清代的百姓过得不如美国的黑奴，却毫无感觉得到。当代的大陆，人均GDP是台湾的二分之一，而且，台湾基尼系数是0.33，大陆的基尼系数高于0.47，却自以为生活优于台湾。这种颠倒黑白的想法，也许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建立。那时，周武王因杀死商纣王而忧心忡忡；害怕遭到天谴。晚上总睡不着觉，他的弟弟姬旦就安慰他，这就是后来的周公解梦。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法，周公旦逐渐发明了一种，由在野身份转化成执政身份的说辞。后人沿用这套说辞，改朝换代时就心安理得。但到了中共，因为从苏联进口了共产理论，必须否定周公惯例。结果，失去心安理得，手段也就更加毒辣。失去了周公的规则，失去了资本主义的法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索性连规则也不要了。没有规则什么事情也办不了。据说，撒切尔夫人卸任后，恰逢苏联解体，有记者问她：“为什么一定要让苏联解体？”她非常干脆地回答说：“苏联的可怕，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而是它不守规则。它不遵守西方定的规则，就连自己定的规则也不遵守！”

小时候看过一本董说写的《西游补》，出版于1640年。说被鲭鱼精迷惑，“孙悟空上天求助。却发现天门紧闭。行者叫：“开门，开门！”有一人在天里答应道：“这样不知缓急奴才！吾家凌霄殿已被人偷去，无天可上。”继续追问，得到的回答是：“当年孙悟空闹天宫没成功，怀恨在心，结交西方妖精把凌霄殿偷走。”

初次看这种无厘头的东西，很不理解，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后来逐渐醒悟了，世界上有太多的想法，当时看似正确，时间一长，物换星移便会遭到反噬。作者所说的鲭鱼精，自然是指孙悟空被情绪左右，干出将会伤到自己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比如，联合国就类似凌霄殿。本来的常任理事国是中华民国。一旦把它踢出去，那么，联合国说话还有信用吗？果然，它后来变成只要肯花钱，任何人都能操弄的衙门。最近，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建国的决议，又玩出了偷天换日的把戏，把联合国宪章当作厕所纸一样。根源是当初设计时，美国想要一个各国平等的机构。

《西游补》出版于1640年。那个时候，正是明朝腐败透顶，满清入关的前后。作者这样写，应该是暗指明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只剩下一副空壳，百姓们有理无处申诉。这也反衬出，一个社会，如果法律失去了效力，那么，百姓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中国从古至今都是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下生活过来的。所以，武侠小说盛行，所以，越斗越贫穷。资本主义懂得，行侠仗义能够成功，但只是小成功。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大更好。因此，法律就是生命。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战争拼的就是经济。甚至贸易发达的威尼斯，遇到战争就花钱雇穷国的人替他们打仗。一个有趣的对比，成吉思汗南征北战一辈子，所控制的地区仅为维多利亚王朝的一半；而维多利亚本人没打过一天仗。现代人则进一步认识到，战争打的就是经济和科技。但很遗憾，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爱国主义者，依然用唐吉坷德式的骑士思维发动战争。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爱国主义者，则用武侠小说的思维操控现代经济。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最早之所以在底层被接受，是因为当年文盲太多，讲高深的理论没人懂。而剩余价值学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的算式。但是，如今在发达国家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了。有条件让那些肯动脑子的青年理解更多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不过，其中依然有一些难表达的东西，例如，洛克菲勒说：“整天工作的人，是发不了财的，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而不是对勤奋的奖赏。”那么，如何计算创造与认知的价值呢？看似一个可笑的命题，但如果无法计算，就不容易用简洁的方法反驳剩余价值学说。或者说，目前，我们只能用文字来间接说明创新的价值远高于勤奋工作的价值。因此，资本家才是企业的灵魂，工人却是次要的。

资本主义道德的根本一点就是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富裕指的是整个社会的富裕，而非一家一户的富裕。举例来说，影视作品中，常看到正能量宣传片：一个走投无路的穷人，遇到好心富豪资助，闯过难关。为什么是富豪，为什么不是穷人帮穷人？社会上如果富人多了，穷人就少了，走投无路的穷人就更少。见到一个就如稀世珍宝，人人抢着帮助。而当穷人少了以后，穷人也耻于贫穷，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现状。这就是资本主义想要的。相反，加权平均的社会主义社会，权重使得贫富差距拉大，穷人遍地，富人却凤毛麟角，穷人不以贫穷为耻，放心大胆的躺平。他们到了山穷水尽时，遇不到富人，那么他们该怎么办？资本主义选择以创新拉动经济，实际上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参加社会工作，相互协作，无中生有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社会财富就是为了人民能够方便地解决各种问题而发明的工具--钱。只有把它花在百姓的具体困难上面，才能彰显价值。

亚当·斯密说，“将一个国家从最蛮荒带到最富足，只需要和平、简易的税收和过得去的司法，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发生。” 这话中最重要的是“简易”两个字。因为，当代的“平等”思想将所有的程序复杂化了，也就是“不简易”。议会政治本来的设想是将问题简易化，为经济服务。但是一些政客，尤其是想靠政治上发财的政客，用“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获取好处。因此，寻租与渎职现象司空见惯。甚至变成了经济学思考的内容。而事实上，创新经济应使货币升值才对，如果货币贬值，那一定是寻租与渎职的结果。这和经济学没什么关系？因此，有人说，“如果印钞票可以消除贫困，那么印文凭就可以消除愚蠢。”

总结一下，人类从原始社会的人人平等，到了懂得用集体的力量战胜各种灾害，并出现了独裁者。这是一个从平等走向不平等的过程，也是发展的需要。但当资本主义出现后，独裁者的权力被商品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取代。原本的加权平均分配方式，被商品分配方式取代。虽然两者都是不平等，但是，后者的自由却增加了。任何人都可以自愿选择职业，自愿发挥才能。当所有人的能力都释放出来后，社会的总财富就增加了。但另一方面，在人们不经意间，寻租与渎职却不断地消耗社会总财富。因此，当今的发达国家，还不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理想社会。

周公旦否认商朝人的贸易作用，才发展出一套心甘情愿做韭菜的理论。马克思诋毁资本主义才发展出一套诱惑你做奴隶的学说。作为普通人，你必须选择，是在加权平均分配原则下，食不果腹的底层与家财万贯的顶层之间浮动；或是在商品分配的原则下，衣食无忧与富可敌国之间变化？前者就是社会主义，后者就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