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说中国近代史最值得称道的是北洋政府

现在有人说中国近代史最值得称道的是北洋政府

现在有人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就是北洋政府了。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尽管北洋政府的宽容与人性，是在张作霖、孙中山的威胁下，但是，在对待平民方面，北洋军阀的确是最为宽容和人性的！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军 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顿足长叹。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 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现在有人说北洋时期，中国开放党禁，报纸自由，经济恢复发展，政治理性，最重要的是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站对队伍，是站在英美法的一边。

现在有人说，北洋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北洋政府在它存续的十几年中，逐渐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充分保护了人民权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以这一时期产生法律效力时间最长的《临时约法》为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否则，将受参议院弹劾，并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天坛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在肯定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的同时，又在事实上“合法”的剥夺总统的这项权力。这样，从《临时约法》发展到《天坛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法律条文上逐渐完善。

　　三权分立政权机构是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在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摈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1917年5月，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5月19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新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补充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法官“盖不得列名，其以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而且，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20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早在1923年5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12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10月2日，翁敬棠写出8000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10月12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察此案，搜集证据，侦察活动历时6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样的调查，与当今美国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以及英国法官对布莱尔政府“凯利事件”的独立司法调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却发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这足以用“伟大”二字来评价。

　　北洋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这充分证明北洋政府对民意的尊重。

现在有人说，北洋政府是言论最自由，舆论环境最宽松的政府。

　　旧中国的政治历来基本上是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操作，严禁民众议政。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

　　《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先后创刊，人们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作合法监督。早在1913年4月27日，因北洋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众就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这在当时震动很大。巴黎和会期间，国内舆论的活动表明现代舆论开始成熟。1919年2月5日《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传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北洋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没有向日本做出让步。《民国时报》在《本社专电》、《特约》等专栏上披露和会的发展情况，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利用《晨报》为舆论工具，不断报道有关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利用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舆论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外，如果当时没有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这样的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现在有人说，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宽容与最具人性的政府。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北洋军阀从来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宽容与人性才使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也没有把责任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现在有人说，北洋政府时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北洋政府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出现了民初的“产业革命”热潮。新的私人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北洋政府的经济成就显著：“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比较骄人的工业成就是：1920年中国从棉纱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第一架水上飞机，到1931年共生产了11架。中国首批飞机设计师、技师和飞行员在此时涌现出来。江南造船所1918年获得美国海军运输舰4艘建造订货，这四艘万吨轮每艘排水量14750吨，1921年交付完毕。

　　民族金融业获得极大发展，1920年有华资银行103家比1911年增加六倍，其实收资本总额也从1913年底的2890.6万元增加到8808.4万元。

　　农业方面，北洋时期中国农业单产是印度的2-3倍，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美国的水平。整个北洋时期没有发生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现象。

　　1915年北洋政府组织全国各地产品参加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该次博览会上，中国展品获各等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其中包括至今还享誉世界的“国酒茅台”、“金奖白兰地”等。

　　五、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依经济学家许涤新研究，1912年至1920年，按照总产值计算，每年经济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算，每年增长率为13.4%。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年至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官僚资本的发展自1912年以后开始衰败，外国资本也在1914年后受挫，惟有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华民国展品获得各类奖章1218枚，是各国获奖之冠，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北洋政府非凡的工业成就。

　　北洋政府将中国带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是外在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建立了市场经济。袁世凯请出张謇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管理中国经济，并实现了财政平衡，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日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实际上是直接得益于北洋政府建立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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