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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红色公主不同境遇说明什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陶斯亮(陶铸的女儿)。那时候的她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现在陶斯亮夫妻是双赢，丈夫获得港人身份后，二人飞黄腾达。
丈夫1988年被组织派往香港，从此走上经商之路，获朋友鼎力相助，在香港房地产的黄金期（1984-1997），对接上香港发展商资源，坐上洁具总代理商的位置，“货如轮转”，由此挖出第一桶金，之后转型为房地产商，最迟不晚于1997年以港商身份登陆广州，从事房地产开发，“赶上了傻瓜都能赚钱的时代”，“风生水起”，2004年清盘公司，功成身退。
陶斯亮差不多同时，1987年从医生一跃为统战部高级干部。在丈夫坐上洁具总代第一桶金稳定起步后，1991年她做出了非常智慧的选择，辞去干部身份，栖身于以社团方式运作却地位堪比部委的新形态组织：中国市长协会，从此近察政商发展之道，既以“社会人”身份广交了政商朋友，事业寿命又比一般公务员延长了近20年，为丈夫的事业筑牢稳固的后方。
陶斯亮说聂力：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
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
说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聂力的婚礼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后我不羡慕婚纱和喜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摆脱传统的现代意识，是真正的洒脱！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
陶斯亮说李讷：她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既定的人生轨迹。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我怀疑，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
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来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几乎从中国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开始传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结了婚，爱人老王是位离休老干部，爱好书法和国画，这倒是与李讷颇相投的。
李讷病愈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杂志上刊出李讷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朴素得让人无法容忍。
陶斯亮说林豆豆：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街上早早就绝了人迹。突然门铃响起，“像这样的天气，又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好生诧异。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人全穿着臃肿的军大衣，戴着大皮帽，足蹬大头鞋，像是从北大荒来的，又像是复员大兵。
那女人揭开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当年那个娇弱忧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着的是一位文弱朴素的，沉稳谦和的，既便诉说自己的苦难，脸上也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妇女。
她告诉我，“九一三”以后，她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解除监护，分配到河南郑州一家工厂任科级干部。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没有档案（据说转丢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结论是什么？不明确；她的转业手续是哪儿办的？不明确；有事向谁反映？不明确……
由于没有档案，也就没有以往的一切凭据，因此她上不了户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证，也领不上工作证，调级增加工资更是轮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遗忘在那间小屋里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无聊之辈，却不断来骚扰她。每天都有几个讨厌鬼来窥视她，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只为看看林彪女儿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计想从她嘴里掏点秘闻什么的。“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豆豆苦笑着说。
然而我感到悲惨极了，中国人的好奇心怎么这样残忍！“我觉得实在很难过下去了，每天没有一点安宁，所以我来北京上访，接待站一听说是我，都不敢理，说我的事他们管不了。东碰西撞的，连碗热水都没有喝上，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想想还是上你这儿来了。”
但是豆豆，还有她那位忠诚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点茶水，就冒着严寒走了，消失在风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著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
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依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的。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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